财富可以被夺走，工厂可以被夺走，但思想谁也拿不走。
——坤鹏论
五、谢尔比对孩子进行的财商教育
与父亲戴维斯相比，谢尔比对孩子们的教育还要更胜一筹。
1.早早就让孩子开始接触股票
谢尔比的三个孩子都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分别是：安德鲁、克里斯和维多利亚。
当美国股市试探性地从1973~1974年的崩溃中复苏时，三个10岁左右的孩子已经开始接触股票。
那时候，他们经常听到父亲和爷爷关于股票的讨论。
早在小学阶段，老大安德鲁就明显地表现出了对股票的热情。
四年级时，当老师要求学生们写一篇关于朝圣者的报告时，安德鲁写了一篇关于梅莫雷克斯公司的分析报告。
老师惊讶地向谢尔比表示，从来没有收到过四年级学生写的公司分析报告。
当安德鲁买进价值800美元的泽西联合银行股后，谢尔比便专门安排这位小学生股东，和该银行的投资关系部工作人员进行了一场电话交流。
对于未来的安德鲁来说，那次交流的价值远远超过800美元，甚至用无价来估值也不为过。
后来，安德鲁在12美元时将该股票卖出，但又眼睁睁地看着它涨到了30多美元。
愤怒懊悔之余，他学到了投资生涯的早期教训——过早卖出！
戴维斯家族的掌门人——克里斯，也早在10岁时，就已经懂得将爷爷的“伟大经理人”理论运用在投资实践中。
当他发现格里·蔡入主联合麦迪逊保险公司后，便买入了这家公司的股票。
原因就在于，他曾听父亲说起过“狂野基金”当年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克里斯认定格里·蔡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名人。
对于孩子们的选股，谢尔比采取了完全放手的态度。
即使是在70年代那样的大熊市，他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干预。
而且，他还会试图让孩子们挑选股票的过程变得有趣和简单，尽量不让数学、会计和数据表格给孩子们带来困扰，他认为“这些可以以后再学习。”
谢尔比还会安排孩子参与公司的调研工作，寻找有关公司前景的线索。
“有时候，我进行公司实地调研时会带上他们，就像我父亲当年带上我一样。”
在孩子们成长到初中后，谢尔比承诺，只要对一家公司进行认真分析，并过关，就会给100美元作为奖励。
在这个活动中，三个孩子表现出了各自的优点：
安德鲁：数学天才，可以心算大型数据的加减，遗传自谢尔比，所以他的分析精准，并对细节进行关注。
克里斯：对公司前景的分析能够做到全方位，更具前瞻和高度。
维多利亚：综合和安德鲁和克里斯的优点，所做的报告是两位兄弟的两倍之多，有一次一周就靠公司分析赚了五六百美元。
谢尔比非常看好维多利亚，认为她最有前途。
甚至还曾听从她“推荐家族买进”的建议，买进了MCI公司的股票。
每周五晚上，谢尔比基本都会和孩子们一起看电视节目，包括：《每周华尔街》、《每周华盛顿》等，这是他们的必定流程。
“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棒球、曲棍球或好莱坞这些话题。”安德鲁回忆道，“我们讨论的话题都是关于股票和政治。”
就连远足的时候，他们讨论的也是公司盈利和现金流的情况，“尽管我想和爸爸讨论些别的话题，但最终还是这些。”
而且，谢尔比连看孩子们的成绩都是投资视角的，他认为成绩的走向要比成绩本身更重要。
他观察孩子们学校成绩的方式与他观察公司利润的变化一样：注意上升趋势。
也就是如果开学时成绩是A，到了期末还是A，固然好，但相比之下，如果学期初是C，期末是A，这更令人印象深刻。
2.用实践体验复利和杠杆
谢尔比还敦促孩子们，早早地开立了银行账户，一年的圣诞，他为每个孩子存进了25美元。
从这里，他们学到了神奇复利的第一课。
经过六年的高利率后，他们惊讶地发现，当初的25美元已经翻了一番还多。
安德鲁很小的时候就对复利和72法则有了自己的理解：
“从1美元到2美元，再到4美元的确很不错，但从4美元到8美元，再到16美元简直是神奇。只要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下一次翻番就会让你开始踏上致富之路。”
8岁时，安德鲁就已经明白，相对于持有股票而言，储蓄存款只不过是糟糕的替代品而已。
而戴维斯则直接对想买热狗的孙子克里斯现身说法，阐述复利的魔力：
“你知不知道，要是你明智地投资这一美元，它每隔5年就会翻一番？当你到了我的年纪，也就是50年后，你的钱就变成了1024美元。难道你真的这么饿，要花1000美元去买个热狗吗？”
后来克里斯总结道，这1000美元热狗的故事教会了他三件事：
第一，金钱的价值；
第二，复利的价值；
第三，自己有钱的重要性。
谢尔比还鼓励孩子们将打零工的收入进行投资，以取得复利式增长。
为了让孩子们认知到财务杠杆的威力，他们每投资自己的一美元，谢尔比就再借给他们一美元，以1:1的配资形式让他们进行投资。
3.严防败家子
同戴维斯、谢尔比的童年一样，戴维斯家族第三代必须要学的宝贵一课是：花钱，尤其是乱花钱，是一个令人后悔的习惯。
谢尔比的第一任妻子——温迪——从来不理会戴维斯的节俭计划，她的消费习惯让戴维斯非常恼火。
后来，谢尔比与温迪离婚，和办公室的基金助理盖尔·兰辛结婚，而后者顺利地通过了戴维斯家族的节俭测试，从而被家族欣然接受。
谢尔比最关心的是孩子们不要被溺爱坏了。
他会让孩子们打扫落叶，清理积雪，收割马利筋草并装满谷仓。
就像自己和戴安娜小时候一样，要干家务，要能自力更生，不能依靠家庭的慷慨赠予度日。
甚至为了不浪费滑雪缆车的全天票，他们天不亮就起来，尽可能早地到达雪道，一直滑到黄昏时分缆车停工。
六、都会遭遇逆反
可能是戴维斯家族的教育太过严苛，或者是童年早早与投资邂逅，总会产生逆反，亦或者任何事情都会有倦怠期。
该家族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曾在大学期间背离父辈的期望，短暂地脱离了投资的轨迹。
1.与父亲关系一直冷淡的谢尔比
谢尔比和父亲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
大学四年里戴维斯不断给他写信，他却从来不回信，这令戴维斯非常恼火。
但，谢尔比却认为，写信浪费时间，还不如打电话。
而且，他厌烦父亲充满警句式的建议和不厌其烦的唠叨。
后来，他们之间甚至爆发了家庭争吵，并被《纽约时报》登上了头版。
所以，谢尔比大学毕业后，在父亲的暗示给他一份工作时，也没有理会，因为他对戴维斯已经定性为“难以相处”、“肯定给我的工资也会低得可怜。”
另外，戴维斯在保险圈的光辉太足，年轻气盛的谢尔比不选择去父亲公司工作，也有着不想永远活在戴维斯光环之中的想法。
尽管谢尔比离开了父亲的“势力范围”，但小时候的训练还是发挥了作用。
因为他记得戴维斯说过，纽约银行的研究部门做得很好，于是便应聘了该银行的股票分析岗位。
在那里他就像父亲戴维斯一样勤奋工作。
每天主动加班，并说服老板允许他联系目标公司，进行现场访谈，这些都是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方法。
22岁的他就经常坐在公司高管的办公室，毫不发怵地直面并询问像他父亲一样年纪的CEO们。
很快，谢尔比脱颖而出，成为纽约银行权益研究部门的负责人。
25岁，他被任命为副总裁，是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国父之一）之后该银行最年轻的副总裁。
而正是银行的工作，让谢尔比发现了银行业这个金矿。
他认为，银行与保险一样，永远不会过时，因为金钱永不会过时。
当然，谢尔比也曾想推翻父亲的投资哲学，或是走一条与父亲不同的投资之路。
所以，他在刚才开始单干时，对高科技股票情有独钟，这也使他的基金一度成为年度最佳绩效基金。
结果，在1973年~1974年的大熊市中，高科技股稀里哗啦，谢尔比的基金一下子从名列前茅跌至名落孙山。
这个大反转堪称重重一击，从1975年开始，谢尔比痛定思痛，再三尝试，再三改正，虽然在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其核心本质最终还是回归到了戴维斯的投资哲学。
2.三个厌倦投资的孩子
尽管谢尔比比他的父亲更擅长教育，但是，他的三个孩子在高中结束后，也都出现了对投资的厌倦。
从其所报的大学专业看，他们似乎并不想在未来从事这个行业。
比如：最多产的分析师——维多利亚去哈佛读了文学专业，之后又到斯坦福大学读了医学。
安德鲁去了科尔比学院，学的是心理学专业，但是，在读了一年后，他还是将专业转成了经济和商务。
相比较而言，克里斯回归投资的过程更为曲折。
首先，他和爷爷戴维斯的关系超好，而戴维斯对他也是青睐有加，和对待谢尔比完全不一样，简直慈祥到不行不行的地步。
15岁就签约成为戴维斯缅因州家里的夏季厨师，第二年取得驾照后，成为家里的司机。
学生时代，克里斯每个周末都去爷爷的办公室上班。
克里斯大学上的是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一是学费便宜，二是可以摆脱父母的监控。
他毕业时获得了哲学和神学硕士学位，并发现自己对牧师这个职业很有兴趣。
而戴维斯居然对孙子的这个选择一笑而过：“哲学和神学为你的投资提供了良好的背景。为了投资的成功，你需要哲学，在你遭受折磨的时候，你需要祈祷。”
克里斯最后回归到投资几乎是被逼无奈，或者说是走投无路后，蓦然回首，还是投资好。
他曾想当牧师，神父觉得他不适合；
后来他还曾认为自己适合做兽医；
他申请过CIA，因为他觉得自己小时候受过对公司分析的训练，有助于进行间谍活动；
他还想当老师，但因为没有教师资格证而未成功……
最后，克里斯还是进入到了一家银行的基金业务部。
接着他又被投资公司挖走。
再往后，爷爷戴维斯直接提出“过来跟我干吧！”
自此，克里斯回归到家族投资大业，并在未来成为了领军人物。
从上面的讲述中，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孩子们报的专业与自己预期不符时，谢尔比并没有简单粗暴地干涉，而是无条件地接受，并在潜移默化下影响。
比如：他默默地给安德鲁订阅了《华尔街日报》，后者以为所有学生都能收到这样的免费报纸。
正是源源不断的《华尔街日报》重新点燃了安德鲁对金钱游戏的兴趣。
孩子们大学毕业后，谢尔比只给每人500美元的零用钱，而爷爷戴维斯直接表示：“你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这样，你就不会失去自己赚钱的乐趣。”
正是这种逼迫，让孩子们必须找工作赚钱养活自己。
七、给孩子留下财富是害他们
在遗产继承上，戴维斯、谢尔比与巴菲特的看法完全一致。
他们都反对信托的形式，因为这会让后代变成懒散、药物成瘾和自尊低下。
20世纪40年代初，戴维斯给儿子谢尔比和女儿戴安娜开了小小的信托投资账户，每个账户投了4000美元。
结果到了1961年，出乎他的意料，“每个当初4000美元的橡树种子，现在已经成长为380万美元的巨大橡树。”
这笔财富意味着，他的儿子和女儿，大学一毕业就能跻身全国顶级富豪阶层。
戴维斯认为巨额遗产会导致受益人的腐化堕落。
于是，他一手策划了将戴安娜的信托财产捐赠给普林斯顿大学。
结果，这件事吵到了媒体上，闹得他和女儿成了当时的新闻热点。
戴维斯曾专门解释了“为什么没有给子女们城堡和大农场，为什么没有给孙子孙女们超音速喷气式飞机。”
“如果子孙们一开始就拥有一笔信托基金，即使无须工作也衣食无忧，那么他们哪还会有激励呢？
从我个人以及拥有信托基金的朋友们的经历，我知道这些不幸的受益人常常会成为社会的牺牲品，需要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其他人的照料。
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我会为他们提供‘安全网’，但基本上，我相信激励的作用更大……并且有利于大家的共同利益。”
和父亲谢尔比也没有准备给孩子留下一个子儿，并警告自己的儿子们别指望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意外之财。
等他到了“回报社会”的阶段，他直接将4500万美元捐给了联合世界学院作为奖学金，并成立了一个1.5亿美元的基金会。他此举也是给“我的孩子们的一个信息，别指望坐享其成。”
在看了不少富人的教育理念后，坤鹏论认为，富人想的并不是自己这一代，而是后面的几代的传承。
财富的传承是次要的，关键就是他们的理念传承。
他们要的是富过三代，他们明白，财富可以被夺走，工厂可以被夺走，但思想谁也拿不走。
正如那句英国格言：你永远也不会失去的财富是知识和专业能力。
只要人活着，到哪里都照样可以再创造出新的事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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