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投资，关键不是预知未来有多好，而应该考虑如果未来糟糕到极点，我们投资的公司会怎样，这个怎样大部分依赖于它现在对风险的管控，特别是银行。
——坤鹏论
这篇讲的是银行业监管指标的根本和核心，希望大家打足精神好好学习，因为它也相对难些。
六、资本充足
这部分是监管指标的根本和核心，同时也比较难些，主要是专属名词一堆一堆的，大家打足精神好好学习吧。
1.《巴塞尔协议》的历史
之前坤鹏论也讲过《巴塞尔协议》，今天再将其大致的发展历程介绍一下，历史往往可以揭示本质，追本溯源，方见初心。
（1）国际清算银行
在讲《巴塞尔协议》前，我们先要知道它是由谁制定。
它的制定者是国际清算银行。
国际清算银行创办之初的目的是，处理一战后德国的赔偿支付及其相关的清算等业务问题。
一战后，德国战争赔款事宜开始是由专门的赔款委员会执行的。
按照当前的“道维斯计划”，从1924年起，德国第一年赔付10亿金马克，以后逐年增加，一直赔付58年。
坤鹏论曾在《战争是债券之父 今天说说债券史》讲过，战败后的德国背了一屁股内债和外债。
对于内债，德国政府可以通过搞恶性通膨来消弭。
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通货膨胀确实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是，恶性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种政治现象，也就是由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根本缺陷所导致。
德国政府近乎疯狂地印钞票，用连轴不停转的印钞机消灭着国内债务。
造成当时通货膨胀率最高达到了百分之1820亿，价格水平平均是1913年的1.26万亿倍。
苦难的德国人民啥都缺，唯一不缺的就是钞票。
钱毛到有人拿它生火、糊墙、扎风筝。
马克的价值比市场上的木材便宜得多得多。
虽然，通货膨胀直接扫清了所有内债，但是，外债难逃。
到了1928年，赔款增至25亿金马克，德国声称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无力赔付，要求减少。
美国同意了德国的要求，由杨格策划制定了“杨格计划”。
协约国为执行“杨格计划”，决定成立国际清算银行取代原来的赔款委员会，负责执行德国赔款的分配和监督德国财政。
1930年1月20日，以摩根银行为首的一些美国银行（另外还有纽约花旗银行、芝加哥花旗银行）和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日本等国的中央银行在荷兰海牙会议上签订国际协议，成立“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英、法、比、德、意、日六国政府还与瑞士政府达成协议，由瑞士承诺向国际清算银行颁发建行特许证。
特许证规定：国际清算银行具有国际法人资格，免税，瑞士政府不征用、扣押和没收该行财产，准许该行进出口黄金和外汇，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
二战后，国际清算银行成为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结算机构。
该行的宗旨也逐渐转变为促进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为国际金融业务提供便利，并接受委托或作为代理人办理国际清算业务等，即先后成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汇兑担保的代理人、欧洲支付同盟和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受托人、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建立的欧洲货币合作基金的代理。
自此，国际清算银行不再是政府间的金融决策机构，也不是发展援助机构，实际成为了西方中央银行的银行。
它是英、法、德、意、比、日等国的中央银行与代表美国银行界利益的摩根银行、纽约和芝加哥的花旗银行组成的银团。
它是各国中央银行合作的国际金融机构。
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际金融组织。
其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
刚建立时只有7个成员国，现成员国已发展至60家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
（2）《巴塞尔协议》
1988年7月，国际清算银行在瑞士巴塞尔通过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简称《巴塞尔协议》。
因为该协议建议了一套完整、国际通用、以加权方式衡量银行资产风险的资产充足率标准，有效地遏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所以，它又被称为“资本充足协议”。
第一版《巴塞尔协议》只有区区30页。
《巴塞尔协议》的标准不是强制标准，但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的赞同，目前已经成为国际普遍认可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
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也因此成为了事实上的国际银行监管标准制定者。
1995年，有着233年历史英国老牌银行——巴林银行破产。
这个破产简直如迅雷般突然。
1995年1月，日本经济呈现复苏势头。
巴林银行驻新加坡交易员里森看好日本股市，于是分别在东京和大阪等地买进大量期货合约，希望在日经指数上升时赚取大额利润。
1995年1月17日，突发的日本阪神大地震打击了日本股市的回升势头，股价持续下跌。
巴林银行因此遭受14亿美元的损失，完全超过它约5.41亿美元的全部净资产值。
1995年2月26日，巴林银行宣布破产。
3月6日，巴林集团由荷兰商业银行收购。
巴林事件发生的关键在于：交易与清算之间本应有的制度防火墙不复存在。
罪魁祸首里森在新加坡任职期间，同时承担了期货交易部与清算部经理的角色，几乎不受任何监管，埋下了巨大隐患。
该人出狱后，专门写了一本名为《我如何弄垮巴林银行》的书。
巴林银行破产后，各国都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对银行的监管，并意识到应该将市场风险也纳入监管体系。
2004年6月，《巴塞尔协议Ⅱ》实施，全文347页。
它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纳入到了监管体系，确立了资本和风险之间的动态联系机制。
《巴塞尔协议Ⅱ》建立了以三大支柱为核心的资本监管体系。
这三大支柱分别为：
资本充足率要求；
监管部门外部监督要求；
信息披露规范。
其中资本充足率要求是监管的核心。
2008年，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让巴塞尔委员会再次思考和总结，并修正协议漏洞，侧重于加强资本质量管理，强调危机应对。
2010年，《巴塞尔协议Ⅲ》推出，该文件已经多达616页。
2012年6月8日，中国银监会发布了参考《巴塞尔协议Ⅲ》制定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
2.什么是资本充足率？
坤鹏论多次讲过杠杆。
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还是国家，永远都无法彻底摆脱对杠杆的痴迷。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通过杠杆所生之利，最容易让人奋不顾身，飞蛾扑火。
但是，杠杆倍数过大，一旦出现不利局面，就可能损害存款人或债权人利益，引发威胁整个银行业的信任危机。
所以，现代银行监管的首要指标，就是强制银行自有资本保持在风险加权资产的一定比例之上。
对于资本充足率，坤鹏论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资产充足率要求≥10%，它意味着，A银行有100元自有资本，接着吸收了2000元存款，现在它共有2100元可投放的资金，但是，最多也只能投放1000元风险加权资产。
其余的1100元资金，不能用来投放风险加权资产，只能用来投放无风险的资产，比如国债。
资产充足率要求的逻辑是，资产发生损失，将首先损失A银行的自有资本——100元，100元亏光了才会亏到存款。
也就是说，资本是吸收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它对存款有保护作用。
假设100元自有资本只能吸收1000元风险加权资产的风险，然后就不允许A银行再投放更多风险加权资产了。
不过，“100元资本只能吸收1000元风险加权资产的风险（也就是资本充足率10%）”，在杠杆面前简直可笑，因为人心中的杠杆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各国实施资本充足率后，还是多次出现银行危机。
因为，一旦风险加权资产损失10%以上，那点资本根本不够吸收损失，最后还是国家救助。
正像坤鹏论在前面所说，最简单、最管用的法则是：
杠杆率不要超过10:1。
它不仅适用于银行，同样也适用于个人。
资本充足率的英文是Capital adequacy ratio，缩写为CAR。
它又称资本风险（加权）资产率，英文为Capital to Risk (Weighted) Assets Ratio (CRAR)。
资本充足率是一个银行的资本总额对其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
反映商业银行在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产遭到损失之前，该银行能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的程度。
各国金融管理当局一般都有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管制，目的是监测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抑制风险资产的过度膨胀，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保证银行等金融机构正常运营和发展。
同时，上市银行的财报会把最重要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进行单独列报，其中就包括资本充足率，如图所示是工商银行2018年财报的数据。
3.资本充足率的执行标准有哪些？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 》规定，我国将银行分为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其他银行两大类。
目前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主要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等。
监管机构对它们在各级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上，都要比其他银行高1%。
什么是系统重要性银行？
以前坤鹏论讲过全世界金融的“大而不能倒”，它指的是，由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评出来的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名单。
这份榜单编制设想，最初源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当时，欧美一些大型金融机构陷入经营危机倒闭，并蔓延至其他金融机构，从而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因此，G20决定由FSB负责研究和提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通过提高资本金等要求，降低其在遭遇金融危机时倒闭的可能性。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 》的标准一出，各银行纷纷压力山大，监管层和银行在不断博弈后，双方妥协出一个6年过渡时间表，2018年末就是最终的达标时间点。
这就是2012年11月30日，中国银监会下发的《中国银监会关于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 办法（试行）〉过渡期安排相关事项的通知》。
在工商银行2018年的财报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我国商业银行应在2018年底前达到《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 》规定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对于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50%，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9.50%，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1.50%。对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7.50%，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 低于8.50%，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50%。”
2019年11月26日，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准备打造中国版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
主要原因在于，《巴塞尔协议》要求成员国列出国内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并对它们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所以，《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是我国金融监管跟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步骤。
本来，监管层准备在2020年评估出30家左右的系统重要性银行。
不过，因为今年突发的新冠肺炎，名单可能要到2020年以后了。
4.资本的分类
监管口径的银行资本分为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三类。
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都有具体条文明示。
实话说，它们的定义虽然每个中文字咱们都认识，但连在一起估计没多少人读得懂。
比如：
核心一级资本：指在银行持续经营条件下用来吸收损失的资本工具，具有永久性、清偿顺序在所有其他融资工具之后的特征。
为了不给大家添堵，坤鹏论这次就略过它们，不细讲定义了。
上市银行的财报中会对这些资本有非常详细的分类和数据，比如：下图截自工商银行2018年财报。
通过它，你也可以看看每一类大致包括什么。
可以说，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共同构成银行的资本。
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的设计，商业银行资本结构最理想的状态是：
核心一级资本：73.91%；
其他一级资本：8.70%；
二级资本：17.39%。
这三个比例的数字真讲究，显得相当精确，也不知道人家世界银行业顶级专家们是怎么算出来的。
截止2018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二级资本占比分别是77.73%、3.88%和18.40%。
显然，它们的资本构成更依赖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占比偏少，银行核心一级资本与一级资本差异较小。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我国商业银行其他一级资本的补充工具不多，在永续债发行之前，优先股是唯一的其他一级资本补充工具，而优先股要求发行人是上市银行，而我国多数银行未上市，不满足发行条件。
但是，在央行支持商业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后，其他一级资本有望增加。
5.三个资本充足率
（1）公式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公式：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合计×100% ＝(核心一级资本－对应资本扣减项)÷风险加权资产合计×100%
指标标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7.5%
一级资本充足率
公式：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合计×100%＝(一级资本-对应资本扣减项)÷风险加权资产合计×100%
指标标准：一级资本充足率≥8.5%
资本充足率
公式：资本充足率＝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合计×100% ＝(总资本-资本扣减项)÷风险加权资产合计×100%＝(一级资本+二级资本-资本扣减项)÷风险加权资产合计×100%
指标标准：资本充足率≥10.5%
（2）风险加权资产
这是资本充足率公式中较为复杂的一部分，之前坤鹏论曾讲过，这次再略作补充。
按《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要求，风险加权资产可分为信用风险加权、市场风险加权、操作风险加权。
其中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占了绝大部分。
因为我国银行主要业务是贷款，而信用风险是贷款业务的核心部分，换言之，信用风险主要集中在贷款。
商业银行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可以采用权重法或内部评级法。
两者的区别在于：
权重法的各种风险权重是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内部评级法是银行根据内部对资产和风险的评级自己定的风险权重。
截至2015年底，已经被批准实施内部评级法的银行有六家，分别是工、农、中、建、交以及招行。
银行采用权重法时，对不同资产的资本金占用规定不同，不同风险的资本，风险权重差异很大。
比如：对于无风险资产（如现金、国债、央票等）权重为0，而对工商企业的股权投资等较高风险的资产权重则达到1250%。
（3）资本扣减项
三个公式都需要减去规定的资本扣减项，它可以视为监管对银行资本挤泡沫的动作，规定哪些不算进监管成本，比如：
商誉、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贷款损失准备缺口、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额、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股票、对资产负债表中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套期形成的现金流储备，若为正值，应予以扣除；若为负值，应予以加回、商业银行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现损益。
这一大段文字看着非常多，让人头大，但是，感谢我们的银行业还处在相对简单的时刻，很多科目还没有在我国银行业实践中出现。
比如工商银行的财报中显示的扣减项，一共四项，真不算复杂吧。
下面涉及二级资本扣除的更少，只有一项。
6.资本充足率能告诉我们什么？
正如坤鹏论所说，面对任何事情，如果能够找到其因果公式，理解和解决起来就会轻松很多。
就像资本充足率，它是一个比率，要改变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直接从分子（资本总量）或分母（风险加权资产合计）入手。
可以将资产更多配置在低权重的资产上，比如：债券，或是收缩信贷规模。
也就是，缩小分母，在分子不变的情况下提高资本充足率；
或是施展融资手段，配发新股、发行优先股或可转债等，扩大分子，提高资本充足率。
不过，缩小分母的后果往往会影响营收或利润增长，导致每股收益增速下降，而扩大分子，则很可能对银行股东的利益产生影响。
资本充足率是自有资本占经风险加权后的资产总额的比例，其实它代表着银行正在使用的杠杆倍数高低。
资本充足率越高，说明杠杆倍数越低，更加安全，相反，资本充足率越低，杠杆用得更大，风险高。
坤鹏论认为，我们投资，关键不是预知未来有多好，而应该考虑如果未来糟糕到极点，我们投资的公司会怎样，这个怎样大部分依赖于它现在对风险的管控，特别是银行。
近年来，银行全行业的杠杆倍数从2010年的18.01倍一路下行至2019年上半年的14.05倍，下降幅度比较明显。
为什么会降？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就明白，从2013年开始，银行每年都要完成监管制定的资本充足率过渡指标，2018年末要全面达标，这个过程就是降杠杆倍数的过程。
纳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几家头部银行，需要满足更苛刻的TLAC规则，只能被动地补充资本，从而降低杠杆倍数。
前面讲到，中国准备评估出更多银行纳入系统重要性银行，这说明，这一两年，银行业整体的杠杆倍还得有明显下降。
但在2021年之后，大部分主要银行达标了，它们主动降杠杆倍数的动力也就不大了，会趋于稳定。
ROE＝ROA×杠杆倍数，由于有着监管对杠杆倍数的压制，未来银行的ROE主要靠ROA内功支撑，整体ROE也不会有大的反弹变化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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