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人最简单、最准确的方法就是——只看他做了什么。
——坤鹏论
经济学家泛滥源于18世纪和19世纪。
从那时候起,只要在社会科学领域杰出的知识分子都会被称为经济学家。
比如:亚当·斯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等。
就像牛顿发现了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并提出了探究现代科学的原则一样。
这些经济学家也企图弄清经济、政府和社会运行的原则及自然法则。
希望借此解释经济行为,从而预测人民和国家的未来。
随着他们的研究和影响力不断扩大,政府们发现这些人其实挺有用。
于是,渐渐地,经济学家们几乎只关注政府希望他们关注的商业和货币问题,对人民的未来不再关注。
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伦说:“经济学已成为一个技术性的,通常还挺神秘的行业。”
也就是具有高度理论性和数学性,但和其他社会科学几乎没有联系。
渐渐的御用化、铜臭化,经济学越来越觉得高人一等,也越来越特立独行,对其他学科甚至持排斥态度。
以前坤鹏论讲过,他们的臭毛病之一就是严重瞧不上非经济学家的观点。
比如:当年,萨缪尔森和默顿两位经济学大师级人物,居然撸胳膊挽袖子亲上阵,不遗余力地打压、抨击几何平均数和凯利公式。
臭毛病之二则为,总想用自己可怜的模型去预测一切。
比如:这次的疫情。
经济学的本质上是有关人类间相互作用的,以货币为标志的社会科学。
但是,经济学更多地被当作纯科学对待,如同一门“软物理学”。
它甚至还有自己的诺贝尔奖,1969年第一次颁发。
其实,直到1930年以前,严肃的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自己有能耐计算出将要发生的繁荣和萧条。
因为,这种想法不符合他们关于自由经济运作过程的一般观念。
20世纪20年代,大名鼎鼎的凯恩斯涉足当时流行的未来学,自此经济学预测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
随着凯恩斯经济学被各国政府青睐。
人们对经济预测的热情终于被点燃了。
但是,凯恩斯经济学存在一个基本错误——它认为在客观的经济学数据和社会成员的决策之前存的因果关系是机械式的。
可是,人就是人,不是自动化的机器。
有位美国专家说过:“人算的萧条是不会发生的,同样道理,人算的通膨也不会发生。”
此后,和气象学一样,经济学也和预测紧密相连。
在所有科学中,无论是硬科学还是软科学,气象学和经济学为人民群众的消费提供了最多的预测。
据坤鹏论查阅资料,经济学其实很早就开始和数学紧密相联。
早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害怕自己不懂基于数学的经济学而掉队,专门做了1000页的学习笔记,试图掌握微积分。
他甚至还尝试用数学为一些重大的不可预见性建立一个模型。
经济学引入数学方程式的热潮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
那时候,凯恩斯主义旧有的确定性失灵。
于是,新一代经济学家便以复杂应对一切,将这门学科变成了一堆超级抽象的数学方程式。
他们假设,经济系统将趋于均衡态,只有来自系统外部的不可预测的冲击能干扰这种均衡。
由于冲击起于外部,经济学家们为了让数学模型看起来合理,不得不发挥想象,猜测这些冲击到底是什么。
但是,伦敦金斯顿大学经济学家斯蒂夫·基恩就一直声称,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所以规模巨大,正是由于人们过于依赖有缺陷的经济模型——这让决策者们低估了风险,最终让世界陷入危境。
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表示,现实比基于数学的经济想象得更复杂,而且是非理性的。
比如:从上班路上买的咖啡和面包,到我们存放养老金的基金,人们每天做出的买卖决策,绝不像主流经济学者们设想的那样——受理性驱使。
不管是用电脑模型还是主观判断,经济家都受到他们各自的经济“宗教”的严重影响。
而经济“宗教”指的是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如何运行的一组假设和信念。
因“投入产出理论”获得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季耶夫这样评价道:
“年复一年,经济学家不断提出新的数学模型,并深入探索其特征;计量经济学家试图用所有可能的代数函数拟合同样的数据。但这些努力却几乎丝毫没有促进我们对真实经济系统结构和运行方式的理解。”
反而,恰恰这些模型、这些完美的演算结果,却将国家弄得一团糟,让经济变得更脆弱,更容易出错。
二、经济学家不做预测,就是暴敛天物
让我们运用在《反脆弱》中学到的知识对预测对号入座一下。
1.越预测越具反脆弱性
反脆弱性=有利因素>不利因素=(有利的)不对称性=偏好波动性=正收益
显然,目前的社会中,预测准了,可以名利双收,特别是经济领域;
预测错了,顶多被嘲笑,这种风险其实很小,一般都不需要付出真正的损失,顶多顶多一时被骂,即使对别人造成了极大伤害,只要不是故意造谣、中伤,基本不会罚款或是坐牢等。
这样算下来,预测是100%的正收益。
所以,预测具有超强的反脆弱性。
既然如此,预测的偏好就是波动性,越是波动对预测者越有利,波动性越强,他们越显得聪明。
而且,经济、金融恰恰是这个世界上波动性最强的领域,每一秒都在不停地波动着,还经常会发生谁也预料不到的剧烈波动。
这里简直就是天赐的预言场。
因此,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不灭的规律——股市的预言家们往往都会跟着牛市纷纷登台。
熊市虽然有也波动,但容易猜错,而且人们都喜欢吉祥话,不好的话即使再正确,也招人恨。
当然,关键之关键还是,熊市之下,赚钱的机会太少太少。
2.杠铃策略
不少经济学家早就深谙此道。
他们会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一种观点,然后在另一篇论文中又提出另一个甚至是对立的观点。
亦或者,在同一篇文章中,先阐述一种预测,最后再附加上相反的预测。
这就是他们的杠铃策略,两头下注。
由于社会从来不对经济学家的任何观点进行惩罚,这样之下,他们的反脆弱性再上一层楼。
此时,基本算是立于不败之地了——他们犯错,社会买单,他们还可以两头得利。
因为,不管结果是什么,他们都有白纸黑字自证清白。
而且,经济学家的杠铃策略中还有一个大招——事后诸葛亮。
这会给他们的脆弱性再穿上了一层护甲。
这种时候,除了能够展示其逻辑缜密的专业分析能力外,他们还可以直接在众人面前确认自己预测对的,隐藏预测错的,加深他们英明神武、伟岸清奇的经济学预测大师的光辉形象。
事后诸葛亮其实就是大空谈。
但是,人类,都有事后诸葛亮的潜质。
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事先预测到事件发生,但确实可能曾经想过类似事件产生的影响,因为人每天有大把时间用在了胡思乱想。
就像塞涅卡所说,真正忙碌的人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
越是有闲,越爱胡思乱想,比如:人们每次洗澡时都会产生一个想法,不过这些想法通常并不会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当某个事件发生,人们就会在他们的想法库中找到曾经产生过的对应想法,然后设法说服自己,是他们早就预测到的,随后就是说服别人相信这一点。
所以,每个事件发生后,事后诸葛亮的人数总是远远超过事前预测者。
而且,过去是流动的,充斥着选择偏见和不断修正的记忆,愚蠢的人有一个核心特征,就是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所谓的“我早就知道”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局限。
前面讲过,如今的我们深深陷入了唯科技论,科技成了人类的新宗教。
就像前面所说,在科学家大举进入经济领域后,经济学算是好好地开了一次科学的大光。
规模性地引入数学,利用各种模型、数据挖掘,经济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门严谨的科学了!
这更为经济学家的反脆弱性以大招式的支撑,直接上了几个档次(事实上,更为他们的危害性带来了指数级增长)。
“预测+事后诸葛亮+数学”绝对是经济学家、专家杀人越货居家旅行必备之良药。
以上揭示了一个道理,就是当人们拥有惩罚豁免权后,他们就能以过滤式选择的方式从他们过去许多自相矛盾的言论中挑选一种,最终说服自己,相信自己才智过人,并且可以为各种经济论坛上大放厥词的嘉宾。
另外,坤鹏论曾讲过,经济和金融是以信息为能量的,它们完全可以归属于信息领域。
所以,能写、会写也是想出人头地经济学家的必备技能,就一点——预测,也必须得广而告之才行。
发言权永远是在信息领域成名、成家的第一关键。
3.选择权
前面讲过,《反脆弱》的中心思想就一个字——干。
干,一切皆可能,不干,一切皆虚无。
行动就是获得选择权最好的方式,没有之一。
试错便是一种最典型的行动。
那么,不断试错,就是在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选择权。
而且,像经济学家的预测,失败的成本几乎为零,再有杠铃策略保障,风险真的可以低到不计。
可是一旦成功,收益那就太大了。
在保赚不赔的前提下,做出的预测越多,选择权就越多,而且全是免费的。
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对,无本万利!
既然无风险,所以,根本就不必在乎每次预测准确与否。
再加上概率论的大数法则保障,预测数量够多,且多用点心思,让自己的胜率多出一点点,长期下来,预测的准确率会相当相当高。
那么,预测的秘诀就只有一个——预测、预测、预测,不能停!
同时,预测也是增强知名度的捷径,特别是在公众那里,绝对比吭哧吭哧写论文来得轻松、快捷。
当然,论文和预测同样也是杠铃策略,偏废任何一个都不是最佳选择。
总的来说,只要有名声,只要有在公众面前的发言权,并且能够将道德置于九霄之外,身为经济学家,不做预测,就是暴敛天物!
如果再有妙笔生花,并能口吐莲花,那就更不得了!
反脆弱的核心有两点——正收益+选择权。
从上面的对号入座,我们可以总结,预测这件事,两大核心都高高的,所以,它具有增强反脆弱性的奇佳功效。
因此,经济学家多是系统的脆弱推手,但他们个人越知名、越爱预测、越具有反脆弱性。
4.斯蒂格利茨综合症
塔勒布找了个真人真事,让我们看看经济学家是如何通过预测、数学、事后诸葛亮这些反脆弱性大招,在天大的错误前不仅全身而退,还能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2008年,美国纳税人损失了数千亿美元。
当时,著名中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93年~1997年,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及主席;1997年~1999年,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11~2014年,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
他和他的同事在一份评估报告中写道:“根据历史经验,对政府来说,政府支持企业债券的潜在债务违约风险实际为零。”
据说,他们还进行了情境模拟,并表示违约概率“小到难以检测出来”。
正是他这样的经济学家们,造成了经济中罕见事件风险的积累。
但是,就在2010年,斯蒂格利茨却以“我早就告诉过你们”的姿态写了一本书。
书中声称,他早已经“预测”到2007年~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
我去!!!
学者们从来不记得他的意见,因为他无须对此承担任何风险。
从本质上讲,拥有发表论文,且总是降低人们风险意识的专家,是十分可怕的。
而且,造成问题的经济学家可以在危机后进行事后风险预测,继而扮演理论家,对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分析。
哎,难怪我们会有更大的危机呀!
塔勒布给这种普遍现象起名为:
斯蒂格利茨综合症=(可能出发点是善意的)脆弱推手+事后过滤式选择
斯蒂格利茨是许多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理论化知识非常优秀,并且很自信,自信到盲目和选择性记忆,犯了错却不认为是自己造成的或是直接遗忘了他曾经做了什么。
于是就出现了极为可笑的现象,他不仅不能识别危险,还会促进危险的发生,事后他还要让自己以及其他人相信相反的事,也就是他预测到了危险,并已经警告了人们要防范风险。
三、如何避免被斯蒂格利茨综合症伤害呢?
塔勒布认为,现代化带来的最严重问题在于,脆弱性和反脆弱性能够从一方向另一方恶意转移。
也就是,只有一方受益,而另一个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受害。
比如:经济学家们就是典型。
他们从来只告诉我们,他们为我们做了什么,而不会告诉我们,他们没做什么,以及他们做错过什么。
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是多么的不可或缺,而不是没少为非作歹,助纣为虐。
但是,他们做错了,全社会来替他们买单,他们的反脆弱性反而令他们永远稳坐钓鱼台。
他们所做的就是转嫁脆弱性,拥有了选择权,却是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后者还不自知。
现代化的分工产生了越来越多这样的职业,让越来越多的人变更更具反脆弱性,却是以让我们陷入脆弱性为代价。
比如:学术研究者、咨询师、职业经理人、理论家、银行家、分析师、做分析和预测的记者、医疗机构、制药公司等。
股市应该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反脆弱性转移。
投资没问题,但股市的问题主要出在了体系。
比如:将投资包装成上市公司的股票;允许经理人在这个系统中耍花招;分析师属于靠赚交易佣金的券商,他们自然不希望你抱着股票几年不动……
所以,金融的本质就是拿你的钱为比你更有钱的人服务。
这就是脆弱性和反脆弱性恶意转移,一方赚到盆满钵满,一方亏掉底裤。
但是,一句“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就把一切都洗脱掉了!
生物界是靠生存,而不是意见和“我曾预言”、“我曾告诉过你”、“我早就知道”等发展,进化不喜欢验证性偏见这种社会特有的通病。
所以,大自然和我们祖先的系统都是建立在惩罚措施之上的。
任何人都没有永恒的免费选择权。
3800多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如果一个建筑师建造了一所房子,房子倒塌了,并导致屋主死亡,那么造房子的建筑师应被处死。如果导致屋主的儿子死亡,那么建筑师的儿子应该偿命……”
古罗马人要求工程师必须在他们建造的桥下待一段时间。
英国更激进,连工程师的家人也包括进来。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传统做法是,在银行门前砍下银行家的头,所以银行家们通常会在失败不可避免之际选择跳楼自杀。
塔勒布认为,既然经济学家会影响决策,如果信口雌黄,他们就必须拿出东西作为赌注。
不在游戏中下注,不拿自己的任何利益冒险,就是极不道德的。
因为他们有时候可以比连环杀人犯伤害的人更多。
从社会贡献讲,我们应该把创业者和风险承担者置于金字塔的顶端,而不管他们失败与否。
学者、空谈者则应该呆在金字塔的底端。
而且,人类历史中很长很长时间里,那些承担风险的人即使失败了,也比那些无须面对风险的人的地位更高。
可惜,现代社会正好相反,赋予空谈者太多免费的选择权。
如今,口沫横飞的人出头了,综观历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只说不做的人越来越多,并发挥着更多的作用。
这就是现代主义和分工的产物。
既然,当今社会充斥着蒙眼开车又不用为其造成的伤害负责的人,我们该如何识别并避开他们呢?
就像心理学家捷尔德·盖格瑞泽的建议,不要问医生你该做什么,而是问医生,如果他是你,他会做什么。
所以,不要询问任何人的意见、预测或建议,只要问他们真正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就行了。
还记得坤鹏论介绍过的哈里·马科维茨吗?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的成就是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被誉为开创了现代金融。
为什么有如此高的评价?
因为,他为学术界打开了通向金钱的捷径,此后,科学家们前仆后继地投入到投资理论的研究。
并且学术和金融相结合,远远要比在其他领域更能让人脱颖而出。
所以,掌管科学之笔的学术界,自然要不惜笔墨和吐沫也要将马科维茨抬到至高点,这样别人才有机会顺杆爬得更高。
但是,讽刺人是,马科维茨在退休后自己做投资时,并没有用他创造的模型,而是使用了简单的经验法则——1/N法则。
就是把钱平均分成N份,分别投资不同的股票。
想要识人其实很简单,别听他怎么说,只看他怎么做,就好。
因为行动是对称性的,不允许过滤式选择,也就消除了免费选择权。
这再次强有力地证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世界上,知行合一的人太少,越是著名越少。
真正能做到的,都可以算是达到了圣的级别,比如:哲学家,以前的先知们。
他们所说的,甚至预言的,都是对信念的承诺。
他们往往并不是第一个产生某个想法的人,但他肯定是第一个相信这个想法,而且始终相信的人。
而且,只有将这种信念承诺转化为行动,也就是知行合一,即使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所以,如果某个经济学家提出了理论,他自己会坚定不移地实践、修正、实践,那才值得我们相信。
只有真正相信,并亲自实践的人,才能避免自相矛盾,并且陷入事后预测的错误。
四、把经济学当成寓言更好!
以色列著名经济学家阿里尔·鲁宾斯坦是博弈论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世界各地进行思考和写作。
有一次,他试图让黎凡特露天市场的一个小贩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应用博弈论的概念。
但是,实践后,他提议的方法并没有给双方带来一个可以接受的价格。
小贩告诉鲁宾斯坦:“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用我们的方式讨价还价,你为什么尝试改变它?”
鲁宾斯坦说:“听到这话,我羞愧地离开了他。”
所以,他拒绝声称他的有关理论问题的知识可以由他一一转化为任何直接实用的东西。
他认为,经济学就像寓言,寓言作家需要激发人们思考,或许间接启发了实践,但肯定不能指导或决定实践。
理论应该和实践保持独立,反之亦然。
“我们不应该把经济学家从校园里请出来,放在决策者的位置上,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不应该为政策建言。”鲁宾斯坦这样表示 。
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多的普通人来说,风险比知识更重要。
教科书中的知识更多关注的是世界的结构,以及真与假。
而真正过日子的老百姓谈论的是报酬、威胁和后果,也就是脆弱性和反脆弱性。
理论、信仰、真与假,这些现代知识致力的东西,偏偏一直在人类的决策中扮演着辅助性角色。
起主宰作用的永远是它们带来的回报。
不过,有句话叫:愚蠢的人总是力图证明自己正确,而聪明人则力图赚钱。
在这个世界中,活着永远是最重要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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