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理性的人都接受的价值公式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数学模型模拟不了个人、整个文化和生命。
——坤鹏论
一、概率生存的第一法则
正如笛卡尔那个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思想实验。
假设所有一切都是假的。
但是，唯独对正在进行怀疑的自己的意识不能存疑。
如果它不存在，那是谁在怀疑呢！
正因为意识的存在，世界才存在，如果意识不存在了，世界也就消失了。
所以，意识的存在是最重要的事，也就是“我”的存在。
那么，概率世界中，第一重要的并不是如何获得成功，而是活着。
活着，一切皆有可能，死去，万事皆休。
坤鹏论不断强调，永远不要拿生命和自由去下注任何概率游戏，这是所有决策的底线。
并且，只要做决策，都要先找到它的底线是什么。
也就是说，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如何避免？
可惜，现实中，坤鹏论发现，绝大多数人很难做到，总是控制不住要去赌一把。
即使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只要不赌，就能大概率地避免最坏的结果。
这个世界，最难逾越的鸿沟永远是认知。
就像戴口罩这么简单的事，直到今天还是有些人顽固地能不戴就不戴。
戴口罩会有生命危险吗？
没有吧？！
既然没有，为什么不戴？！
而且，即使这些顽固的人，也从来不否认戴口罩确实可以极大减少被传染的可能。
这样的混乱逻辑，是不是特别让人哭笑不得！
除了认知，再也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解释了。
这个世界上真正懂得概率的人都会明白，能控制的风险要100%控制。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总比其他人更容易活成人生赢家。
二、混沌边缘和大数据、人工智能
在《让我们生存在混沌边缘！》中，坤鹏论讲了为什么冲突不断、动荡不安的混沌边缘才是复杂性系统的最佳状态。
其实从概率上讲，也很容易理解：
如果一种可能性的概率占了绝对绝对的优势，其他可能性便会弱势到让相信它的人看不到希望，于是系统就像热寂说所说，呈现出平衡态（只有一种状态），一片死寂，没有运动，没有碰撞，毫无生息……
这不禁让坤鹏论联系到以控制人类为最终目的的大数据以及其背后的人工智能。
如今，本来属于我们个人的一条条隐私信息，就像我们身上的一块块数字血肉，被人家割下来，分析来分析去。
如果你还不觉得严重，就想想看，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血肉的你，还一个由无数信息组成的你，后者正在被别人通过高科技沦为别人的奴隶，进而要实现控制现实的你的目的。
历史中，从来没有这样的时代，能够如此轻松地掌控别人。
可笑的是，我们还天真地认为，自己需要更多的数据来解决问题。
正所谓被别人卖了，还帮着人家数钱。
如果，人真的被大数据所控制并左右，相当于人类社会进入到了超强的秩序状态。
相对来说，秩序甚至比混乱更可怕，会导致复杂性系统的毁灭。
这种情况会发生吗？
人类会将自己置于死地吗？
复杂性科学的理论认为，不会！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复杂性系统中的个体都有自适应的特征。
他们不会让赖以生存的系统走到这样的结局。
越是到这种时候，个体的自组织行为也将会异常活跃，让其更难以预测，自组织行为相互碰撞影响更剧烈。
人类历史早已证明，人类尽管不能够完全规避风险和灾难。
但是，在面对风险和灾难时却不必宿命地坐以待毙， 仍然可以有所作为。
请相信，人类历史中有太多次危难之间，也有太多次力挽狂澜。
危难之间，人类个体总会天然地推选出他们的代表，在其带领之下改变历史运行的轨迹。
这些代表就是被英雄的那些人。
可是，真正改天换日的永远是那一个个籍籍无名的个体。
因为，概率法则之下的复杂性科学告诉我们，无论多么伟大的系统，都源于最渺小的个体。
正如熵，它度量的是一个物理系统中那些分子所处状态（微观态）的不确定程度，也就是处于所有可能微观态中的一种的概率。
而这种微观态的概率分布体现出来的就是宏观态，也就是整个系统的状态。
三、为什么数学模型无法模拟生命系统？
复杂性科学，让我们知道了个体组成了复杂性系统，简单规则中能够产生复杂结果。
就像我们一些道德行为看起来十分复杂，但是，它们往往源于可以了解的简单因素，比如：自我保护的本能、利益等。
许多计算机模型基于这种想法试图对人类社会这个复杂性系统进行复现。
但是，复杂性科学目前的结论是，个人，整个文化及生命是不可模拟的系统。
它就像一个庞大的计算系统，这个系统也许是在一步步解出造物者的谜题。
但是，这个谜题我们迄今无法理解。
人类就像一个个三维的细胞自动机，按自然律的简单规则，发展出生命游戏的无限复杂后果——一个奇异的形象。
如同所有不可模拟的系统一样，人类的未来不可预测。
人类如孙悟空，自以为神通广大，自以为如来佛的手掌不过如此。
结果无论一个筋斗如何的十万八千里，即使翻到宇宙尽头，也还是在如来佛掌中。
这说明，我们根本无法从生命游戏中跳脱出来。
另外，要想预测人类，就必须找到一条适用于所有人类个体的数学公式，就像熵公式、信息熵公式那样。
因为人类以价值标准而行动，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个数学公式称为价值公式。
在信息论的学习中，我们知道了，要想成就一门科学，第一要能给出正确的定义，第二要找到它的数学公式。
千年以来，一代代最聪明的人类穷极一生找寻着它的答案。
有人认为，是上帝创造了我们的价值；有人则诉诸权威——教会、政党、宪法、大师或文化传承。
另外一些有哲学倾向的人则认为价值是基于某些普遍原理。
比如：康德的绝对命令、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费耶阿本德的相对民主。
直到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个理性的人都接受的价值公式是不可能存在的。
政治学、经济学虽然没有产生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却充斥着复杂的统计、统计证据（一旦稍稍较真儿，往往证据就不是证据了）。
为了证明自己是科学，它们也极力地使用数学模型，特别是经济学。
但是，它们的一个特征就是：结果往往与直觉相反。
也就是不管怎么计算，答对和答错的概率几乎各半。
对此，好听的解释是，因为经济模型会提前剧透，人们都按其行事，致使它的结果完全事与愿违。
所以，除非它永远保持缄默，否则总会算不准。
这个逻辑听着很有道理，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
就一点——本应该经济学来解决的经济危机，一直持续不断，甚至愈演愈烈。
而波普尔直接将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排除在科学之外，只将它们当成学科。
因为，科学一定可以解决问题，学科却不一定行。
学科们有个共同特点——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俗称事后诸葛亮，解决起问题来却常常百无一用，甚至适得其反，不够添乱的，而对于未来的预测更是和算命半斤八两。
寻求价值的绝对标准，有点像在科学中寻找绝对真理，有些科学家哲学家要求永恒的科学知识，现在我们知道那不可能。
科学是个渐进的系统，它永远受制于我们对真实世界的了解。
而我们对真实世界的了解，顶多还是个只会呀呀呀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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