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不管是什么，是谁，一旦狂热，都会向着宗教走去，因为只有宗教才能真正控制他人，它控制的是心。
——坤鹏论
要更好地理解尼采的哲学，特别是他的超人理论，就必须对进化论有所认知。
在《不知信仰什么，不知为了什么而活！》中讲过，尼采将达尔文同时列到了他的好人榜和坏人榜，这又是为什么呢？
坤鹏论特意花了一些功夫，对进化论的历史做了一番粗浅的学习，收获颇丰。
一、达尔文的进化论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每种生物的进化，并不是靠这一代完成的，而是靠新一代完成。
比如：长颈鹿并不是自己把脖子抻长的，而是每一代新出生的长颈鹿因为基因的变异，脖子有长有短，脖子较短的很难生存下来，所以，只有长脖子的基因才容易保存。
久而久之，长颈鹿的脖子也就是越来越长了。
达尔文的理论比较“冷血”，生物进化完全是被动的、无知的。
基因并没有“想”变成什么样，完全是随机变成各种样子，再由残酷的淘汰——生物个体的死亡——把不适合生存的基因淘汰下去。
另外，达尔文的进化论其实更应该叫演化论。
因为它的意思是，基因中那些适合环境的部分被保留下来了，不适合的部分被淘汰了，这中间并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所以，不是进化，而是演化。
二、拉马克的进化论
拉克马主义认为，生命进程中根本的东西恰恰是来自于利用了“外部环境”的内部巨大的塑形和生成的力量。
在决定生命形成的因素中，内部的动力而非外部的压力是决定性的。
拉马克是法国生物学家，是进化论的先驱，他的理论是纯正的进化。
他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生物是不断进化的思想，大胆而鲜明地提出了生物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化的学说。
拉马克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唯物主义的生物进化的理论。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曾多次引用拉马克的著作。
拉马克出生于1744年，达尔文生于1809年，两人相差了65年。
拉马克在50岁的时候才开始从研究植物（师从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卢梭）转为研究动物。
1809年出版了其最著名的《动物学哲学》一书。
在该书中他阐述了生物进化的观点，即通常所称的拉马克学说。
他认为：
所有生物都非上帝创造，是进化而来的，进化所需要的时间极长；
复杂的生物是由简单的生物逐渐进化来的，简单的生命形式通常起源于非生命物质；
生物具有向上发展的本能趋向，每个生物体是由努力实现其生命方式的需求驱动的；
生物为了适应环境继续生存，物种一定要发生变异；
家养可以使物种发生巨大变化，和野生祖先大不相同；
……
拉马克肯定了环境对物种变化的影响。
他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原则：
用进废退——经常使用的器官就发达，不用会退化。
获得性遗传——后天获得的新性状有可能遗传下去。
比如：长颈鹿因为够不到高处的树叶，就使劲地伸脖子，把脖子抻长了，它生出的下一代的脖子也就变得更长了。
再比如：我们总是用左手工作，左手就会比左右更粗壮、更灵敏。
拉马克主义带有明显的生存意志的体现，给进化论增加了方向感，肯定了后天努力的作用。
因为生命拼命地想活下去，拼命地努力，所以某个地方就进化了。
它让人觉得生物在进化中是奋勇向上的，赋予生物在进化道路上的主观努力。
拉马克之后，18世纪末，许多人提出了生物进化思想。
不过，拉马克的理论乍一看显得非常有道理，但是稍微思考，就会发现它的缺憾。
如果从生活中获得性遗传奏效，就会出现以下情况：
被强风刮完的树会生出倾斜的树；
皮肤被太阳晒黑的人也会生出黑皮肤的孩子。
显然，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
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变化并不影响由基因编码的生物学蓝图。
19世纪末，德国科学家魏斯曼做了一个跨度好几年的疯狂实验来检验拉马克的理论。
他将一批老鼠的尾巴切掉，然后用这一批无尾老鼠交配，小老鼠一生出来就它们的尾巴切掉，然后继续让他们交配，继续切掉下一代的尾巴。
一直切了22代老鼠的尾巴，结果第23代老鼠还是有尾巴的。
他得出结论，无尾老鼠的“无尾性状”无法遗传给下一代。
拉马克输了。
但是，包括给予达尔文巨大证据支持的孟德尔的豌豆实验，它们的问题都在于人工在其中进行了干预，而非真正的自然选择。
当初达尔文写《物种起源》时，因为不能提供任何自然选择进化的好例子，只能借用一些人工选择的例子。
比如：人工改进牲畜及庄稼，不断选种培育毛最长的羊，生蛋多的鸡……育种的人成就可观，可以改变动物和植物各种特征，甚至使现有品种与野生原种之间产生很大的区别。
通过对达尔文和拉马克的进化论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最大的分歧是，进化到底是自然选择，还是内在努力。
拉马克主义认为，生物的变异是为适应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发生的，这些变异总是积极的。
达尔文提出的则非常不同，他认为变异是自发且无目的的，有些是有益的，有些是无益的，完全是自然选择，并以一点一点渐变的方式创造新的器官和生活方式。
今天，科学接受了达尔文的观点，认为，具有明显的偶然性的过程就是进化的发动机。
三、尼采的进化观
黑格尔与基督教都认为，人类有着共同的目标，历史朝着这个目标不断进步前行。
但是，尼采认为，在上帝已死的虚无主义世界中，人类已经丧失了朝着目标活下去的气力，转而只求懒散地活过每一天。
对尼采来说，人类没有共同目标，每天仅仅是在永恒轮回中活着而已。
在永恒轮回中，人类的目标不可能在于最后的终结。
尼采不赞同人类是最高级动物，人类并不是地球的主宰，更不是生态的顶端。
所以，他在著作中经常使用动物做比喻。
比如：《完美精神有三变 骆驼、狮子和婴儿》中的骆驼、狮子，以及鸟、水牛、公牛、猫、奶牛、狗、蛇、蜘蛛等。
这样的比喻除了更形象、更能鲜明反映出人类相应的特质，尼采还在传递：人类是动物，和动物没有区别，大多数行为并不比动物的行为更理性。
他认为，人类不是自然的终结。
他认同，每种生物的进化，并非靠这一代完成，而是靠新一代完成。
对于现代人类最早在什么时候出现的，目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
一种是单一起源论，又叫走出非洲假说。
该假说认为，我们这个物种——智人，出现在不到50万年前，他们不是由更早的直立人进化而来，他们相当于新物种。
在恶劣的第四纪冰期中期，智人在争夺资源的竞争中战胜了比他们早几千年就迁出非洲的尼安德特人，后者最终灭绝。
在《文字塑造了人类、知识、文明和历史》中，坤鹏论还介绍一种假说——因为语言障碍阻止了尼安德特人完成自我进化的飞跃，最终倒在了进化之路上，被造物主淘汰出局。
与单一起源论相反的是，多地区说。
它认为，人类是从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分别而又几乎同时出现的直立人种群进化而来的。
两个理论都有证据，多地区说的证据是化石，化石记录表现出人类进化的一条完整路线，其中没有飞跃。
而走出非洲假说则得到了DNA研究的一些强有力的支援。
比如：利用分子钟原则，生物化学家研究的结果表明，生活在非洲的人们是最早的。
这在许多古人类学家看来，强有力地说明了我们都共用着一段最近的在非洲的历史。
显然，截止到目前，走出非洲，智人取代尼安德特人的假说一直稳稳占据着上峰。
尼采也认同该假说，因此，他的超人被描绘为继人类物种之后的新人类。
坤鹏论认为，尼采心目中的进化论是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主义的结合。
他赞同达尔文的演化观念，也就是生命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也不是从低级到高级进化，人类并不是最高级的动物。
但是，他认为达尔文将物种的成功和失败归于外部环境，已经被夸大到滑稽的程度，“达尔文忘掉了精神（这是英国人的做法！）……”
这话怎么讲？
坤鹏论以前讲过，培根和笛卡尔分别代表了两个相对的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
前者认为知识和观念都是源自通过五感（听、视、触、味、嗅）得到的经验，讲究通过归纳法获得正确的知识。
前者相信实证，后者看重精神。
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达尔文会在尼采的“好人”和“坏人”榜中同时上榜了。
对于进化的过程，尼采更赞同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
所以，尼采的进化观就是：
一是，上帝已死，进化论证明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信仰神；
二是，自我努力在进化中起着关键作用；
三是，自我努力的极致导致产生突变基因，它们是某些典型人物产生的。
尼采坚信，人类历史不是走向某种抽象的发达的“人性”，而是走向杰出人物的出现。
他说，有伟大之人才能有伟大之事，“有非凡之人方能有非凡之事”。
“美的乍现、天才人物及凯撒的横空出世是独特的，这样的东西是不能被继承的。”
“因为拿破仑的存在，那一段历史，几乎是整个世纪以来人们感到最幸福的时期，它缔造了最伟大的人物与最伟大的时代。”
所以，尼采不认为自己是达尔文主义的。
他在《瞧，那个人》中嘲笑道：“学术公牛们怀疑我和达尔文主义”有什么瓜葛。
四、如果个体不能更强大，社会又有什么意义？
尼采坚持认为，道德应存于力量，而非善良之中。
同样，人类发展也应以更强大、更健康的个体的培养为目标，而不是盲目地提高整体。
一个明智的人绝不会去改善人类。
人类不但无法改善，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抽象概念，人类是根本不存在的，唯一存在于世的，只是无数堆积在一起的个体。
这些个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实验室。
每个时代，这个实验室都会出现极少数的几次成功试验。
其余时间，这里出品的都是失败品。
这个实验室从不为社会大众谋求幸福，改善类型才是它唯一的目的。
事实上，种群本身毫无意义，如果不是为了强化个性和个人权利，人类社会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中心思想就在于此。
其作者戴蒙德认为，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后，就进入到了整体通过牺牲个体达到自身演化的轨迹中——整体越来越发达，个体却越来越不幸福。
本来，人类个体寻求群体，形成部落、村镇、城市、国家……本质是为了获得安全和幸福。
但是，如果社会不能让个体得到幸福，那么社会对于个体来说，意义何在呢？！
五、“审判”达尔文
在学习进化论的时候，坤鹏论无意找到了一本叫《“审判”达尔文》的书。
看过之后，我突然惊醒，原来自己早在不知不觉中皈依了进化论教。
当今，进化论无疑在很多人心目中已经如宗教般神圣。
那些狂热的教徒，他们的论文充满了反对有神的结论。
比如：宇宙没有设计者，也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人类只不过是一个盲目自然过程巧合的产品，大自然更不会关怀人类等。
但是，深究下去，这些论调其实不过是个人意见、个人推断而已。
在复杂生物来源的大问题未被解开前，包括进化论在内，不管再怎么宣称自己科学，本质上其实和宗教所讲的一样，全是假说。
写《自私的基因》和《盲眼钟表匠》的牛津大学动物学家道金斯，公认的进化论权威之一，但他更像是一位虔诚的教徒。
他公然承认达尔文主义含有宗教性的一面。
他所代表的达尔文主义者有着宗教般征服全世界的狂热。
面对不肯相信进化论的人，道金斯会怒气冲天到几乎不能控制自己：“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如果你遇到自称不信进化论的人，那人必定无知、愚蠢，或者是个疯子，也可能是个邪恶的人，不过我不愿多想它。”
看来，我们必须信进化论， 否则最差也要进疯人院。
令人发笑的是，道金斯总说，他最恨创造论者的地方就是他们不能容忍别人。
这恰恰应了罗素的那个判断：
“如果一听到一种与你相左的意见就发怒，这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地感觉到你那种看法没有充分理由。如果某个人硬要说二加二等于五，你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
1981年，英国自然博物馆的资深古生物学家科林·帕特森在美国自然博物馆演讲时，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们能告诉我进化论里面有哪一条是你确实知道、完全无误的真理吗？”
“我曾问过自然博物馆地质部的人员，我所得到唯一的答案是完全的静默。我又问芝加哥进化形态学讲座的听众，其中有一群很著名的进化论学者，等了很久还是一片沉寂。”
帕特森认为，不管是宗教的创造论，还是进化论，它们在科学上都是空洞的观念，主要靠信心才能接受。
而这两种论都好像是包含了很多知识的理论，可惜名不符实，都是伪知识。
达尔文之前的时代，反对创造论的主要理由是没有人能解释神怎样创造万物。
创造论者只说创造就是一件显然的“事实”，并默认对创造方法的无知。
达尔文之后的时代，进化论越来越像当年的创造论，只能指出进化是“事实”，而不能解释清楚进化的过程到底怎样。
研究科学哲学的卡尔·波普尔曾说，达尔文学说并非真正的科学理论，因为自然选择论是一种全能的巧辩，可以解释一切事物，所以等于没有解释任何事物。
20世纪初，波普尔发现，像弗洛伊德、阿德勒等精神分析学派，被普遍地接受，其中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理论有着很大的解释力，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
但是，波普尔指出，可以解释每件事的理论，实际上没有解释任何事。
比如：精神分析者可以解释人为什么要谋杀，又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要牺牲自己的性命，去救活别人。
“这世界充满了对理论的肯定。不管事情怎么发生都合乎其说。所以真理彰彰，不信的人显然是不愿意看见明白的真理。”
无论如何，波普尔认为，真正有解释能力的理论，该在许多可能发生的事之外，作出冒险性的预测。
当预测的失败是有很大可能的时候，预测的成功才真正有分量。
他通过拿爱因斯坦所用的治学方法对比发现。
爱因斯坦是不顾一切地以他的广义相对论，冒反证之危险，作出对实验结果大胆的预测，如果结果与预测不符，他的理论便会失去权威。
像弗洛伊德派的很多专家们，特别是社科类的，只去寻找证实的例子，并且将自己的理论当成普遍可以适应的，所以任何事都可作为证明。
而且，就像许多经济学理论一样，通过它作出预测后，却没有真实发生，理论提出者或是信徒便去修正理论，使它仍然可以解释，不论所发生的事是正还是负。
波普尔坚信，如果理论接受严格的经验检验，那里便有科学，实践只是迁就理论而不检验它，那里便没有科学。
而进化论呢，就连达尔文自己也曾坦白承认，证据与他的理论要点难以一致。
而其遗传递变的中心思想，后来被人称为“进化的事实”，从起初就受到了保护，没有经过实际的检验。
进化论很早就沦为了专找符合的证据，以解释、排除反面证据的事业了。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它开始有了自己的伦理目标，有了一套利用社会与遗传工程救世的计划。
这和宗教又有什么区别呢！
当科学与宗教做你死我活的斗争时，达尔文主义显然扮演了一个观念上的重要角色——终极大杀器。
为此，科学界尽心保护它而不去检验它，甚至歪曲科学研究规则来帮助它成功。
人世间，不管是什么，是谁，一旦狂热，都会向着宗教走去，因为只有宗教才能真正控制他人，它控制的是心。
是人，谁也难逃权力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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