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孩子的教育，应该尽量早让孩子自己选择作决定，越小，犯错成本越低，教育的投入产出比相当高，关键是，他们每次选择的一刹那，都是一刹那的成长。
——坤鹏论
一、自由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昨天，坤鹏论在《存在主义第一原则——存在先于本质》讲了，存在先本质的我们，拥有对自我的选择权。
也就是说，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我们的自由，是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
所以，自由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痛苦。
这种痛苦源于我们了解自己不能编织任何借口，只能为一切作为负责。
“我们是孤独的， 这没有什么借口。”
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自由选择想要做的事时，同时也就丧失了寻找借口和抱怨的权利。
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道出很多人的心声：
“给我自由吗？千万不要给我自由！因为随着自由而来的是要负责任啊！我一有自由之后就自己作选择，选择之后就做我自己，但是我做不起啊！”
身为人类，自由带来的责任重担随之而来，无从逃避。
有句话叫：权力有多大，责任有多大，而权力很大程度代表的就是自由。
二、人类被处以自由之刑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焦虑是“自由的眩晕”。
自由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焦虑不停地进行选择，从而实现这种或那种可能。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焦虑领悟到自己充满了可能。
而萨特借用站在悬崖边缘的例子解释了这个道理：
“站在一千英尺（注：约305米）高的悬崖边， 我们会感到焦虑，并非由于存在失足的危险，而是因为拥有一跃而下的自由。”
他说：“自由令人惊骇。”
这恰恰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们以某种既定的方式行动，也没有一个精确的模式诱导我们走向未来。
我们每个人就是唯一存在着的事物，我们都是自由的。
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即创造，因为根本没有任何普遍道德规范能向我们表明我们应该如何做。
世界上更没有任何能向我们担保不出问题的指导方针。
无意识存在的物体（自在的存在）都必须先有存在理由，所以它们是不自由的。
而没有设计图纸的人类可以自由地创造自己的存在理由，去做什么或成为什么都是个人的自由。
但是，绝对自由会带来不安与责任，有时也会成为人类的沉重负担。
而且人只要活着就得不停地选择，决定自己的每一步行动。
所以坤鹏论讲过，死亡和选择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概率的两件事，请记住，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萨特将此表现为“人类被处以自由之刑”，并认为“人是其可能的总和”，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我们都是在对“什么是人”进行描绘。
自由带来责任，也因而产生焦虑，因为生命是意识的不断活动，永远停不下来，也定不下来。
中国有句古话，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就是人生的最佳写照。
由此，萨特的悲观倾向，可见一斑。
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我们是被抛到这个世界的，非我之愿，也不是我的意志决定，就这么突然被抛到这个世界。
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是自由的，自己的行动必须自己负责。
这是人类不可逃避的存在状态。
而人的本质就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出来的。
三、有自由选择才有承担责任
如果人是自在的存在，包括人性在内的所有一切都是预先设定好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过错全部推给自己的设计者和制造者，不管是怪罪还是惩罚都应该找他们，而和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我们是无辜的。
所以，如果不承认人有选择的自由，并对其负责，我们就无法对作恶者进行惩罚，只能像功利主义和一切机械唯物论者那样，说惩罚只是防止别人效尤。
但是，受惩罚者可以回答功利主义者说，既然我本身不应受到惩罚，惩罚我又为何来？
如果你为防止别人效尤而惩罚我，你岂不是把我当作手段，当作东西，当作物看待，我何罪之有，而应得到如此惩罚？！
这些反问是功利主义者无法回答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萨特的存在主义充满了人文主义关怀。
也就是说，人当作人，不当作物，是恢复人的尊严。
自为的存在的人，既然被赋予了自由选择的权力，那么也只能独自承担自己的责任，没有人能够代替他。
四、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
除了对自己选择的后果承担责任之外，萨特认为，我们还需要对所有与这一选择有关的人负责。
人们做出自由选择时，看似是为自己选择，实际上自己的选择会影响到周围的人与事。
因为，我们与所有的他人处在一个难解难分的关系网之中，我与他人的关系是互为主体性的。
我人生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一种给别人看的样板，告诉别人要怎么过他们的生活。
如果我决定结婚，我是在暗示每个人都该结婚。
如果我决定懒散度日，在我眼中，人类存在就该这样。
懒散就是每个人应该做的事。
因此，自我选择的同时也为他人做出了选择。
换言之，人在自由行动时，他就是为所有人作出示范。
人在铸造自己的形象时，也意味着这个形象对所有人，以及我们所处的时代，都适用。
“我们的责任要比先前设想的大得多，因为它牵扯到整个人类。”
所以，“以一个立法者的身份去行动，并为全人类作决策。”
这样无限度地扩大行为的后果，也就无限度地加重了行动者的责任。
人一旦做出选择，就要对自己和所有的人负责到底。
这也正是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可见，存在主义确实是一种人道主义。
萨特的伦理学就是来源于这样一种认识，他特别通过他的戏剧表达这种观点。
正因为如此，萨特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认识和改造。
五、积极地行动
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
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中，他没法避免选择，即使不选择也等于作出选择。
所以存在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哲学，是入世哲学，而不是出世哲学。
即使不能有力地树立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观，至少可以使“顽夫廉，儒夫有立志”。
萨特哲学自这里开始过渡到了它要完成的第二个任务：积极地行动。
他说：“存在主义者从不把人当作目的，因为人仍旧在形成中。”
这是一种发展的眼光，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如何形成人？
投身到世界事务之中，在选择后的行动中确定自己的价值，形成人。
“在这个我投身其中的世界之中，我的行动会像惊动山鹑那样惊醒价值。”
对萨特来说，价值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价值也不是永远有效的，不管我们是否追求它。
“我的自由本身就是价值的根据。”
萨特赋予人一种非同寻常的责任，人只有通过行动提升自身才能不断创造价值，抵御自己回到虚无。
六、自由的反思
我们常说，世事无绝对，这就是概率世界的法则。
对于萨特的主要批评意见也主要集中在他对自由的极端。
人的自由并不是无任何先决条件的和绝对的，而是有条件和相对的。
后来，萨特自己也逐步接受了人在选择上的局限——出生、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等局限。
1945年，他写道：“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总是自由的。”
1972年，当他回忆这个说法时，他说：“这些在我今天看来都是惊人的荒谬。”
在他拜读福楼拜的长篇著作中，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福楼拜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福楼拜，这是自由的，但他的家庭背景和他的社会地位表明“他并没有那么多的可能性去任何成为其他的一切东西……”
萨特表示，这意味着社会条件的制约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时刻存在的。
不过，他坚持“我仍然信奉自由的观念。”确实，“你只能在其他人已为你创造好的背景下，成为你所是的东西”；但在这些限度之内，一个人仍是自由的和有责任的。
这里坤鹏论补充一个萨特与加缪的自由之争。
有一天，两人在咖啡馆聊到了人的自由问题。
萨特主张，上帝不存在了，所以人有绝对自由，可以为所欲为。
加缪认为，不管上帝是否存在，人都无法绝对自由。
两人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加缪提出一个办法，“既然你说人有绝对自由，那么请问你能不能把我交给德军，检举我是地下抗德分子呢？”
萨特沉思良久，答道：“不行！无论如何都不能向德军检举你！”
显然，人没有绝对的自由，就算可以为所欲为，最终却不能违背道义，因为违背道义的自由称不上自由，那是疯狂！
七、 我的感悟
按照萨特的理解，以及概率法则，不选择也是选择，也是自由选择。
因此，现代的我们，依然是选择自由的。
只是社会教育我们、洗我们的脑，让我们去更多选择那些早已被设计好的选择。
这些选择的共同特点就是：最多人的选择；更少的自己作决定；更多的听命别人的指令……
它们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大大减轻了责任的压力，出了问题，可以推脱，可以抱怨，可以后悔，可以甩锅。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这样的生活——圈养。
坤鹏论曾多次强调过，“出轨要趁早”，出轨＝犯错，只有做事才会犯错，而做事前就是选择。
所以，对于孩子的教育，应该尽量早让孩子自己选择作决定，越小，犯错成本越低，教育的投入产出比相当高。
关键是，他们每次选择的一刹那，都是一刹那的成长，而且，决定以后，也比较愿意为自己负责。
自由，就像我们世界所深藏的秘密，只有真抓实干地去实践，才可以发现并拥有它，意见或分析是无法全面捕捉它的。
最后，坤鹏论用古希腊哲学家塞内加的一句名言结尾：
智慧是唯一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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