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我们不难发现，大凡早期的关于思想的典籍都以对话形式出现，比如：希腊和中国，印度的很多佛教经典也如此。
——坤鹏论
一、对话
坤鹏论之前曾讲过，哲学家如果加持了文学天赋，那简直是不想出名，不想留芳百世，都难。
柏拉图就是典范中的典范。
他不仅聪颖智慧，而且还有极高的文学艺术天分，在哲学和诗歌领域都颇有建树。
更厉害的是，曾经是剧作家的他开创了一种兼具真和美的表达媒介——对话。
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柏拉图是用写剧本的方式写哲学，他的对话录其实就是一个个哲学剧本。
这种融合了诗歌和哲学、艺术和科学的高超手法，在哲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而且，这种文体哪怕是被翻译成其他语言，魅力也依然不减。
雪莱就曾满怀崇拜地写道：
“柏拉图把深刻严谨的逻辑推理和激情澎湃的诗歌巧妙融合，用华美的词句与和谐的韵律生动地展现他那雄辩的观点，让读者在一气呵成的完美乐章中畅享哲学的意趣。”
而且对话这种文体与苏格拉底的提问法简直就是形神俱配，绝配中的绝配。
前面讲过，苏格拉底认为如果要探讨真理，获得真正的知识，就应该由两个有各自立场的人进行对话。
他们一个代表正方，一个代表反方，谈到最后变成“合”。
“合”表示各自吸取了对方的优点，再往上提升。
接着，再以其为“正”，寻找另一个“反”，继续谈下去。
这种对话正如辩证的方式，正反两面综合起来不断螺旋式向上提升。
如果再形象些，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对话就是两人互为台阶，看似辩论，实际达到的效果却是拾阶而上，共同进步。
自柏拉图之后，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后来的其他欧洲人，都常常用对话的形式表达哲学思想。
不过，能够达到柏拉图那般语言极其优美，人物性格突出且观点鲜明，又饱含顶级哲学思想的，几乎没有。
所以，柏拉图的著作堪称世界哲学与文学双料的不朽之作。
二、对话形式有什么优点？
和系统地阐述思想相比，对话形式具有它自己的优点。
首先，它更加形象、生动。
柏拉图的对话录非常类似戏剧剧本，看它的感觉如同真正有两个人在进行辩论，具有很强的带入感，读者很容易被拉入其中，先是旁观者，渐入佳境后还会成为参与者。
因为是对话，让读者有了较大的思考自由，不一定要认同某一角色，不像论文体那样总是作者高高在上般牵着读者向一个特定的方向走，所以，更容易被读者接受。
另外，人们看文学作品时，往往会将自己同化为主人公，与其同命运共呼吸，所以都希望主人公天下第一，无往不胜，这种胜利最好是主人公利用智慧或是武功完成，不少网络小说的成功就是这种读者意愿的体现。
而苏格拉底是绝大多数对话录中的绝对BOSS、主人公，他的提问（很多时候应该叫诘问更合适）就像连珠炮一般，常常将对手问得手忙脚乱，晕头转向，读者非常喜欢并享受这种智慧带来的胜利感。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对于权威的挑战与嘲讽。
比如：与当时最红、最牛的智者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与高尔吉尔的对话录。
而这两人收取高昂的学费、拥有大把的财富以及高贵的身份地位，深深地被普通人的羡慕嫉妒恨着，柏拉图的著作给了嫉妒恨的宣泄之口。
其次，在对话中，不同的人物可以各抒己见，既可以表示赞同，也可以进行反对，关键是，这样可以从不同的侧面考察同一个问题，这恰恰是哲学最重要的部分——论证的重中之重——论辩。
就算本来只是自己和自己论辩，如果用对话体写出来，会逼着作者更慎重地考虑“对手”的观点，来回往复，反复推进，令自己的观点更深入可靠。
这应该也和柏拉图的长达12年的在外游历密切相关。
因为他发现真理常常在极端中片面展现，只有融汇问题的各个方面才能获得全方位的真理诠释。
再次，作者本人在对话结束时也不必总是调解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他也不需要表明自己的最终立场。
这既可以表示作者犹豫不决和模棱两可的态度，也可以表示作者清楚地知道并深信着，人的思想永远都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统一，意见分歧和思想对立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显然，柏拉图属于后一种情况。
同时，这样的写作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不必非要有个黑白分明的结论，使得作者的写作也自由了很多。
还有什么比自由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的呢！
最后，对话式的思想著作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话里有一个主要人物，他作为导师出现，目的在于通过他来阐述某种真理。
之所以需要这么一个导师，用意在于树立权威，增加作者作品的可信度和接受度。
柏拉图之所以以苏格拉底为主角，因为他早期在哲学界还不具备广泛的威信，只有抬出苏格拉底才能保证其作品被广泛接受。
到了后期，他的著作中苏格拉底确实在渐渐隐退。
我国的《论语》差不多也是这样。
它通过“子曰”，让后人知道这句话出自孔子之口，让人信服。
印度的佛经也与之类似，它主要通过“如是我闻”说明这段话是听佛说法而来，不是自己编的。
不过，相比之下，它们都不像柏拉图的著作是那么纯粹的对话形式。
另外，放眼世界，我们不难发现，大凡早期的关于思想的典籍都以对话形式出现，比如：希腊和中国，印度的很多佛教经典也如此。
所以，我们也可以将对话形式视为人类哲学发展和著述的早期阶段。
越到后期越注重系统的论证，越来越接近现代的学术方式。
比如：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写作形式与其老师完全不同。
中国也是，《论语》之后，《荀子》、《韩非子》、《庄子》、《列子》等典籍，几乎很少出现对话式的写作方式，对话越来越转向论证。
讲到这里，坤鹏论再说说孔子和苏格拉底。
其实，如果将这两位人类的大先贤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他们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出生的时代接近；都是伟大教师的典型；都热衷于政治，一生都在谈论哲学、道德和政治问题中度过……
他们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极为关注人的问题，在人的道德、人的知上下功夫。
当然，他们的最大不同也造就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苏格拉底在自我意识对普遍概念的确证中，从“思”、从“大”开始陶铸自己。
孔子则在强调群体意识中，在“齐之以礼”的躬行中，从“始于足下”的行起表现出自己。
苏格拉底侧重于启示人怎样思，孔子侧重于告诫人如何行。
三、写出来的只是为了普及哲学？
柏拉图曾亲自表示，口头传授比书面表达更为重要，他从来都不相信能够用书面文字来表达他的思想内涵，而且文字的东西可能会遭受猜忌或不被理解。
“我没有著作，而且以后也不会有，因为这不像别的事情，只要学会了就可以说出来。它是突然之间产生的，就像被一个跳跃着的火花点燃了，这是心灵的闪光，从此以后它就会自我保存。”
所以，一些哲学史家认为，柏拉图写作对话只是为了“消遣”，是为了指导人们从事哲学研究的入门性著作，而柏拉图思想的核心部分都是由他口头传授的。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看待柏拉图的对话录，我们会发现不管是对话的方式，还是关于支持与反对的争论，以及论点的铺陈展开与强调说明等都被柏拉图调整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里面充满了普通人喜爱的戏谑、嘲讽、比喻、神话。
是啊，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容易让初学者理解和接受呢！
而且，坤鹏论越是对柏拉图了解得多，越能感受到他那永不熄灭的、比恩师苏格拉底更强烈的政治抱负。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柏拉图研究哲学的最终目的是政治。
比如：他在外游历的12载中，特别关注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体系；
还比如：他所写的《理想国》，基本就是一本施政大全，其中将苏格拉底与自己的思想融会贯通，大成之作；
再比如：他创建柏拉图学园的初心就是教育兴邦、智慧治国，为此不收分文学费，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吸引优秀的青年才俊，优中培优，培养出未来担当国家脊梁的智慧精英，实现他所规划的政治蓝图，振兴雅典。
有了上面这样宏大的初心和抱负，我们对于他会耗费五十多年时间和精力写哲学普及著作，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智慧启蒙更值得去做、更有价值的事吗？
有人会说，瞎掰！如果是普及类图书，为什么我看起来如此的费劲，常常一头雾水！
坤鹏论认为，这主要就在于内容是有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的，越是像柏拉图的著作那样有大量玩笑和隐喻，越与时代、地域、民族息息相关。
就像我们说：“耗子尾汁”、“年轻人，不讲武德”……这些流行语，不用解释，大家都能会心一笑，可是，你把它放到2000多年前智慧无比的苏格拉底、柏拉图面前，他们也会晕菜。
所以，不了解柏拉图的时代背景和文坛风尚的现代人，肯定有难度。
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普通读者来说，却让深刻晦涩的哲学思想变得浅显易懂了。
四、比喻大师柏拉图
柏拉图著作所表现出的一大特点是，他特别热衷于用比喻来陈述道理，丰富的明喻暗喻总是交错呈现。
对于比喻，坤鹏论曾在《比喻是学习的捷径 会打比方代表学习的层次》专门讨论过，著名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曾这样说道：“比喻是认知的一种基本方式，通过把一种事物看成另一种事物而认识了它。”
能不能找到恰当的比喻，和能不能用一句话给出定义一样，是快速检验基础知识够不够扎实的最佳方法。
比喻，也可称为类比，说明问题时，一张图可以胜过千言万语，同样，一个比喻可以打败千百个论证。
比如：将大脑比喻为电脑，大脑是硬件，意识是软件，其运行原理和电脑硬件运行程序一样。
这个比喻本身无法证明什么，因为大脑是不是真的像电脑般运作还没有定论，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对原本难懂的大脑运作过程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比喻的最大好处不仅是帮助理解，用比喻法（类比法）说明事物时，我们虽然拿两个不同事物或过程来互相比较，但它们却拥有某种共同结构、形式或其他特征。
用比喻将两者加以联结后，我们会先从第一个事物引申出某种特征，再经由两个事物所共同的其他特点推断出第二个事物也同样拥有此特性。
大家是否还记得坤鹏论在《哲学的最大魅力在于——没有标准答案（上）》中提到的智慧设计有神论？
英国神职人员、基督教辨惑学者、哲学家、功利主义者威廉·佩利就曾采取类比的手法证明：自然界如此繁复，一切应该出自一位设计者之手。
1802年，他出版了《自然神学：从自然现象中收集的关于神性存在和其属性的证据》，该书是智慧设计有神论的著名范例——运用了钟表和钟表匠进行类比。
《自然神学》以下面这段著名的段落开头：
“我走在荒野上，不小心给石头绊了一跤，要是有人问我那块石头怎么会在那里，我也许可以回答：‘它一直都在那里！’即使我知道它不是，这个答案也不容易被证明是荒谬的。但是，要是我在地上发现了一个钟表，此时有人问我那个钟表怎么会在那里，我就不能回答：‘据我所知，它一直都在那里。’”
是啊，如果我们在田野里发现了这么一个钟表，即使不知道它是怎么出现的，它呈现的精确和复杂设计也会迫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这个钟表必然有个制造者；在某时某地必然有个匠人或一群匠人，为了某个目的——我们发现那个目的的确达成了——把它做出来；制造者知道怎么制造钟表，并设计了它的用途。”
正如你在海滩上发现一只手表，绝不会把它当成是被海水冲上岸的某种奇怪小圆石。
因为没有一种手表可以自然形成，你必然会推断它是由一个钟表匠制造的。
后来，智慧设计有神论者继续改进这个类比来反驳以偶然突变为核心的进化论——即使海浪冲击海滨足够长的时间，也无法重组元素并生产出一只精密手表。
因此，智慧设计有神论者认为，既然整个自然界的过程也展现出同样的复杂和精确的特征，那么也一定隐含有设计者的存在。
佩利的比喻永远不可能说完全正确，因为我们无法直接目睹其推测过程，但是，他的结论也没有人能够合理驳斥，即使是无神论者在思考自然作品时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每一个巧思，每一个设计，不只存在于钟表里，自然作品中都有，两者的区别，只是自然作品表现出更大的巧思，更复杂的设计，超出人工制品的程度，难以数计。
总而言之，自然界所明显展现的秩序与任何机械构造一样令人印象深刻，让人不相信它是纯粹偶然而来。
佩利继而对生物的解剖构造做了优美、庄重的描述，将智慧设计论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从人类的眼睛开始，与设计出来的仪器（比如：望远镜）类比，得出结论：“以同样的证据可以证明，眼睛是为了视觉而造的，正如望远镜是为了协助视觉而造的。”眼睛必然有个设计者，就像望远镜一样。
后来，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道金斯将佩利的钟表、眼睛的比喻写了一本名为《盲眼的钟表匠》。
他在书中阐述道：“自然界唯一的钟表匠是物理的盲目力量，不过那些力量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凝聚、运行。而真实的钟表匠有先见：制造钟表前，他的心中就有了一个未来的目的，他据此设计齿轮与发条，规划它们之间的联系。而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我们现在知道都可以用这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也译为天择）。天择的心中没有目的；天择无心，也没有心眼；天择不为未来打算；天择没有视野，没有先见，连视觉都没有；要是天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道金斯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其实如概率般随意组合，但是，人们总是以后见之明（事后诸葛亮）对它们进行定义。
就像一幅极为抽象的画被郑重其事地悬挂于美术馆最显眼的位置，于是人们便会猜测它到底是哪位大师所画，或者是某个不出世的天才所作，评论家更是兴奋不已地发表着他们所能想到的溢美之词……
结果，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幅画的真正作者此时此刻正在笼子里享用着一根美味的香蕉。
坤鹏论讲这么多比喻、类比的内容，主要就在于告诉大家，柏拉图是一位比喻大师，他的著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充满了比喻，这使得其内容十分通畅、易懂。
而且，柏拉图还将比喻、类比直接运用到了自己最著名的哲学观点——理型论——我们这个印象世界不过是完美的理型世界的粗糙模仿。
本文由“坤鹏论”原创，转载请保留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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