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不易成功，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缺乏这样的精神力和行动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知而知之。
——坤鹏论
一、两种幸福观
总的来说，《高尔吉亚篇》是两种幸福观的碰撞：
——苏格拉底的灵魂幸福观；
——波卢斯和克利克勒的世俗幸福观。
其实，这两种幸福观从古至今一直碰撞不休。
而且，坤鹏论坚信，未来它们还会继续这样碰撞着。
因为人性不变！
苏格拉底所指的幸福更多地指向内在的层面。
前面讲过，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人的本质，只有让灵魂好，人才能实现生活的最终目的——幸福。
而正义能够给予灵魂健康和好，因此正义才是对灵魂真正的好。
那么，掌握正义的知识，行正义之事，便会让灵魂和谐、净化和宁静，变得好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得到真正的幸福。
波卢斯和卡利克勒所言的幸福则主要指向外在的层面，即世俗意义上的富贵荣华和声色犬马。
这种理解上的天壤之别，使得双方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讨论的问题貌似是同一个，殊不知，认知上不小的错位和鸿沟注定他们无法达成共识。
尽管苏格拉底在辩论中成功地引导对手走向灵魂的内在幸福。
但是，坤鹏论相信，后者一旦从辩证法的漩涡中摆脱出来，回到正常生活后，便会立刻恢复其原有的信念。
比如：卡利克勒尽管被苏格拉底的论证驳倒，却依然表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的好像是正确的，苏格拉底。但是我和许多人一样，感到还没有完全被你说服。”
而且，就像如今成功基本和财富画着等号一样，外在层面的幸福一直在世人心中根深蒂固。
即使通过论辩为内在幸福赢得口舌上的胜利，也难以让所有人心悦诚服，特别是年轻人。
有位名人说过：最浪费时间的事就是给年轻人讲经验，该走的弯路其实一米也少不了。
人就是这样，别人怎么说都没大用，讲一万句不如自己摔一跤，眼泪教你做人，后悔帮你成长，疼痛才是最好的老师。
两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同样也面临着一样的苦恼。
所以他最终也只能诉诸权威和信仰，甚至神话。
他先是说：“如果你听我的，那么你会跟着我来，生前死后都能获得幸福。”
接着他又以一个关于死后审判的神话来完成自己的论证，告诉人们：“所有这些在你看来可能都像是无知老妇的荒诞故事，你会藐视它。如果我们的探索能够在某个地方发现更好的、更真实的解释，那么藐视它可以说是不足为奇的。”
细想之下，这里面透露着很多很多的无奈。
纵观柏拉图的著作，我们可以将《高尔吉亚篇》视为《理想国》前奏，因为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主题都与正义和幸福相关；论辩的对象都包括智者在内；波卢斯与格劳孔的观点颇有相通之处；卡利克勒与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和表现极其神似……
而且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开始试图将灵魂幸福观和世俗幸福观融合起来。
在那篇对话录中，他这样讲道：
正义者不仅可以获得灵魂的和谐宁静，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只要愿意，就可以治理自己的国家，要跟谁结婚就可以跟谁结婚。”
而不正义者不仅灵魂混乱无序，而且还会遭受世俗的惩罚，“他们即使年轻时没有被人看破，但大多数到了人生的最后会被捉住受到嘲弄，他们的老年将遭到鞭笞，受到一切你正确地称之为野蛮的那些处罚，还有拷问、烙印。”
这简直就是典型的威逼利诱，发誓赌咒。
这样真的好吗？！
不得不承认，哲学与宗教，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而且，宗教就喜欢柏拉图这样的调调儿，后面欧洲历史和西方哲学史也充分证明了这点。
二、正视高尔吉亚
西方哲学史中，智者派是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最无情批判的哲学学派。
他们被认为只关心说服的技巧，不关心正义，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具有虚无主义思想，毁人不倦，害人又害己。
除了《普罗泰戈拉篇》、《高尔吉亚篇》这两部书名就指名道姓的著作外，智者派没少在柏拉图其他对话录中充当反面角色。
另外，据记载，亚里士多德也曾有作品批判过高尔吉亚的理论，可惜今已遗失。
不过，坤鹏论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柏拉图批判高尔吉亚以及智者派，但并没有否定他们的主要工具——修辞学。
他只是认为修辞学应该用在探求关于事物本性和原因的知识，并将这种知识进行实践的运用，追求真理，使正义在公民的灵魂中扎根，消除灵魂中的恶，致力于改善公民的灵魂。
所以，柏拉图在后面的《斐德罗篇》再次谈到了修辞学，将其与辩证法（即哲学）联系了起来。
其含义就是，哲学是寻找真理，修辞学也该如此，并且可以如此。
可以说，正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造成了高尔吉亚是西方哲学史反派的印象。
我们看到的是，对他的意义评价几乎都是消极的，比如：他蛊惑年轻人的心灵，影响了修辞学的发展，破坏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
但是，谁都无法否认高尔吉亚的三个观点的伟大：
——无物存在；
——即使有某物存在，它也无法被认识；
——即使它可以被认识，也不能被表达。
它们也是高尔吉亚在西方哲学史中的最大贡献。
他运用巴门尼德极其繁琐的逻辑论证方法，颠覆了巴门尼德借逻辑肯定的“存在”及其逻辑自身。
可以说，他是从巴门尼德的逻辑本身出发来否定巴门尼德哲学的第一人。
坤鹏论认为，如果没有像高尔吉亚这样敢于怀疑所谓真理的人，人类的哲学将会变得索然乏味，根本对不起它爱智慧的美名。
因此，高尔吉亚的哲学思想不仅仅在语言学上有意义，还应该在哲学史上获得一个重要的位置。
并且，他对同时代的人确实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追随者几乎可以成为一个学派。
可惜的是，后人却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他的思想研究大为缺乏。
坤鹏论认为，高尔吉亚和中国一位古人很相似，他们对人类思想史最大的贡献便是怀疑和批判精神。
这位中国古人就是庄子。
他们都处于外部环境激烈动荡，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旧有制度被新制度不断冲击的时代。
他们都因“善辩”而著称于世。
他们的辩论都是从相对主义立场出发，高度重视现象和感觉，质疑人的认识能力、语言的功用以及知识的可靠性，认为人的理性思维也具有相对性，否定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
最终两个人都得出了“一切皆为虚妄”的结论，走向了不可知论。
他们将现象和感觉夸大为决定一切的东西，完全否定理性思维的观念，也成为了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存在主义之源。
但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是，他们思想中所蕴含的合理内核与可贵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有力地驱动了两千多年来东西方哲学的发展。
另外，庄子和高尔吉亚还有个很戏剧性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在否定了语言之后，却依然在以语言的方式喋喋不休地言说。
而坤鹏论认为，两个人最重要的共同点便是：都有各自的目的。
也正是目的的不同，导致了他们思想观念的最大差别。
庄子对现实的一切都怀疑，对一切以感知为基础的认识和知识都予以否定。
也就是说，凡是人感觉范围内的东西都加以怀疑。
但是，他从来不怀疑“道”的存在，不怀疑得“道”的可能性。
从这点来看，庄子的怀疑论就像为了“道”而去铲除扫清其他所有的手段。
高尔吉亚的怀疑论则是以放弃哲学，学修辞学为目的的。
他不仅否定对存在的认识和语言的功用，而且对存在本身也予以否定，没有存在就没有真理，因此，爱智慧，寻找真理的哲学是没有用处的。
既然世间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真理，那么说服别人，让他们相信自己所说的就成为了可能，也就是说，对错全凭嘴，运用修辞学完全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绝对真理，也就是没有绝对的对错，那么，就不用操心使用修辞说服技艺的目的是好还是坏了。
所以，高尔吉亚虽然也否定了语言的功用，但是并没有否定“辩”的作用，甚至认为，以说服为目的的修辞学才是人们唯一需要学习的专业知识领域。
到这里，我们仅仅从庄子和高尔吉亚对语言的不同观点就能看出中西方哲学差异的端倪。
高尔吉亚否定了存在、认知和语言的一致关系。
语言与存在不一致，也就不受存在的束缚。
那么，语言就可以摆脱了一切感官而唯一地单凭它的逻各斯来传达概念。
这就意味着，语言自身获得了独立地位而成为人们所专门研究的对象，比如：修辞学。
因此，我们可以说，高尔吉亚为西方语言学的发展拉开了序幕。
而庄子在否定了语言的功用后，直接排斥了语言分析、逻辑思维，轻视“辩”的理性与语言的认知功能和逻辑功能。
当然，事情都有两面性，庄子的思想又破除了人们在理性认知层面的偏执，将人们引导到了心斋坐忘，唯道集虚的更高认知层面，这也可以说是语言之外的一次更高超越。
庄子和高尔吉亚的差异，其实就是中国与西方在哲学、语言、思想传统、社会文化等差异的缩影，以及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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