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背后不是科技，而是人。
——坤鹏论
一、理性面对人事，往往束手无策
17世纪，欧洲是全世界最耀眼的所在。
随着科学在那里萌芽、发端，“理性与科学”便成了一直延续至今、蔓延全世界的主流思想。
那时候的哲学家们坚信作为客观存在的现实，并以此信念作为出发点，追求对现实及支配其存在与转化的恒定规律或法则作出唯一正确的表述。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对“真理”的揭示。
在笛卡尔、洛克、康德等启蒙哲学家的推动下，那时候人们的广泛信条是：
人类借助自己与生俱来的理性和感知官能，通过对语言的正确使用，能够在所有领域获得“确定无疑的知识”。
现实也天佑欧洲，科技在这里蓬勃发展，欧洲的主要国家就跟开了挂般称雄世界。
这让人们更加笃信科学，科学主义盛行，科学渐成最多人类信仰的新宗教，旧有宗教在它面前，毫无抵抗之力。
后来，也就是在20世纪初，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标准衡量一切事物的逻辑实证主义的风行欧美。
一直相信且不懈追求因果的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一切有意义的问题都能通过科学手段得到实证检验，从而获得确定答案。
而那些无法通过科学手段或程序被证实或证伪的不具确定性的命题是毫无意义的。
在这样理性至上的时代，试图在非确定状态下对事物进行推理和讨论的修辞学被直接打入冷宫。
甚至有学者直接将其批评为多余的、垂死的学科。
坤鹏论认为，“理性与科学”思想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将人这个认识世界的主体，或者说，世界因他而存在的人，放到了无关紧要的地方。
简单讲，只要理性，一切都不是事儿，包括人类。
但是，正如尼采预言般的忠告——生命应当支配科学，而不是科学控制生命：
“我们看看那些曾共度青春时光的挚友，他们选择了科学，也拥有了科学。
然而，可叹啊！世事变幻往往出人意料。
天哪，如今他们却反过来，被科学役使，被科学占有。
他们经年累月，置身于隐蔽的一隅，被挤入没有鲜活知觉的境地，身受约束，同时被剥夺了平衡的心态，整个人憔悴衰弱。
目睹此景，我们深感震撼。
如果科学未能激发生命活力，科学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看着这段文字时，坤鹏论甚至觉得尼采就是在深刻而怜悯地描写我们这些现代人。
当我们无时无刻不拿着手机，生活被越来越多的先进科技密密包裹，其实不就是拥有科技的同时也在被科技拥有。
而且，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渗透到生活中，其实我们已经更多是在被科技占有，奴役了！
当然，科技背后并非科技，科技背后还是人。
科技是人之器官的延伸，科技更是人之利益的延伸。
所以，科技已经成为掌握巨额资本的更少数的人拥有、驱使其他大多数人的利器。
坤鹏论曾说过，在人类社会中，最高境界是“有人”，以前政治是最主要的实现手段。
但是，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后，资本就从来没有停止、且越来越频繁地与政治或交媾、或争锋。
就像地球另一端，透过它的现象看其内在，其历史的操纵者一直是坐在台下的，那些或笑而不语或皱眉蹙眼的资本大鳄们，对于不按他们规则出牌者，就算贵为总统也注定灰溜溜地出局。
正当人们对“理性和科学”顶礼膜拜，崇信到无以复加时，接连发生的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使人们逐渐对“理性和科学”思维能否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社会和道德问题产生了严重怀疑。
造成亿万生灵涂炭的人祸，以及“上帝已死”的信仰丢失，人类再次陷入怀疑主义，继而是虚无主义。
人们发现，科学虽然使物质文明有了史无前例的进步，却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精神、道德、文化等重大问题上一筹莫展，毫无良策。
甚至物质的极大丰富不仅没有实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反而带来了更严重的贫富分化，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大量负作用。
人类，是典型而复杂的社会性生物。
人类是一个社会集体，社会成员在其中不断进行着社会互动，通过相互施加影响以协调彼此的行为。
而作为个人的社会成员，又无时无刻不在就与自己生存与利益相关的各种情况，作出选择和决定。
那么，社会集体与个体成员究竟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呢？
促使人们作出选择和决定的动机、价值观等因素又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呢？
这些问题，不管是科学思维，还是实证推理，都不能给出明确、令所有人信服的答案。
也就是说，当哲学的视线回到人本身以及人事时，至高无上的理性居然束手无策了。
对此，理性只能走无异于奴役的方法。
比如：现在人们谈论很多且正在慢慢陷入其中的系统、平台。
不管是什么系统，什么平台，其背后都是以框定人为目的，让人变成人肉机器，按照既定的规则程序行事。
效率确实空前的高了，但是，在其中的人却是以失去为代价的。
可能，这就是人类的宿命——奋力前行，最终却总是作茧自缚。
正如尼采曾早早断言：
“要牢牢地保护我们的感官，保持对它们的信仰——而且接受它们逻辑的判断。
迄今为止，哲学对感官的敌意是人最大的荒唐！
难道毫无感觉参与的认识，才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吗？
理性、逻辑、分析……这些东西一旦没有了人的感官参与，就什么也不是。”
尼采甚至无情地揭示道：理智从来不是自主的，它的主子是每个人的欲望，“理智是我们的欲望工具，别无其他。”
简单说，理性也经不住人性的考验，在利益和生存面前，它总会败下阵来。
而且一些所谓超过常人的理性，只是因为他们的理性价码比常人更高罢了。
和文艺复兴一模一样，怀疑主义、虚无主义与人文主义如三位亲兄弟般，再次接踵而至。
20世纪中叶，内在本质实为人文主义的存在主义风起云涌，成为了科技越来越发达，自己却越来越被科技控制的20世纪、21世纪的人类精神避风港。
同时，随着哲学界开始从对科学理性不加分析的盲目信仰中惊醒过来，各种“反体制”理论开始盛行，对300多年来一直在西方保持统治地位、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主义智力秩序发起冲击。
二、哲学的“语言论转向”
坤鹏论在《高尔吉亚如何反证巴门尼德？（下）》讲过，西方哲学史有三大阶段两大转向：
第一阶段：古希腊时期的本体论阶段；
第二阶段：近代的认识论阶段；
第三阶段：现代的语言哲学阶段；
第一次转向：本体论阶段向认识论转向；
第二次转向：认识论向语言哲学转向。
其中认识论向语言哲学转向的契机是：以语言哲学家为代表的对现代主义认识论基本设定的挑战。
英国著名哲学家和修辞理论家斯蒂芬·图尔敏对现代主义认识论曾作出过极为精辟的阐述。
他认为以笛卡尔和洛克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认识论的根基在于三个被当作天经地义的基本设定：
第一，“知识”存在于个人的“寸心”而非公众或集体意识；
第二，解释“知识的本质”必须以认知者的脑及感觉神经的生理机制作为出发点；
第三，用已经被确证因而不容置疑的“材料”构筑起来的知识才是真知，才可以被接受。
20世纪，语言成为了一切学科的核心课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便开始发了“语言论转向”。
哲学家开始系统地批驳现代主义认识论哲学和科技理性。
当然，尽管对于它们一直存在着质疑和批判，但是其统治地位相当牢固，一直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60年代之后，对它们的挑战才渐成气候。
哲学家们终于规模性地冲破了科学主义对人文学科的统治，唤醒人文意识，重点关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语言。
自此，语言不再是传统哲学的一种工具，而上升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语言、意义和世界之间的表征和建构关系成了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阐释学代表人物——德国著名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说：“毫无疑问，语言问题已经在本世纪的哲学中获得了一种中心地位。”
当代英国著名意识形态批评家伊格尔顿也宣称：“语言，连同它的问题、秘密和含义，已经成为20世纪知识生活的范型与专注的对象。”
小知识：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大体上可划分为两大传统: 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
英美分析哲学是在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产生的，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
英美分析哲学分为人工语言和日常语言两个学派：
人工语言学派：在追求科学性方面承袭了实证主义的传统，力图从自然语言中提炼出具有逻辑可靠性的理想人工语言，以解决语法结构同逻辑结构不一致的问题，代表哲学家有弗雷格、罗素等，他们大多是数理方面的科学家。
日常语言学派：认为哲学的问题主要产生于日常语言的误用，因为日常语言在先，然后才有科学语言的体系化，要想理解世界，就必须分析原始的日常语言，并可以澄清其使用上的混乱。
维特根斯坦前期属于人工语言学派，曾提出图像论，后期推翻了自己的观点，转变成日常语言学派，关注语言的运用。
欧洲大陆哲学继承人文主义传统，但是，同样走上了集中关注语言乃至把语言本体化的道路。
欧洲大陆哲学分为两条线路:
受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影响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 以德里达为代表) ———符号学”线路；
“胡塞尔的现象学———存在主义( 以海德格尔为代表) ———阐释学( 以伽达默尔为代表) ”线路。
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提出了一切知识都存在于社会和文化形态而非个人心智的新观念。
他们以“有否意义”作为出发点向现代主义认识论的第一个基本设定发出挑战。
他们认为，只有经过集体确认和保存的知识才是“有意义的知识”。
那些纯粹源于个人内省和反思的“知识”则是毫无意义的。
任何跟知识或认知相关的事物都只能在公共领域中获得其意义。
在他们看来，学会一种语言，其实就是掌握正在其使用者社群中流行的那些“语言游戏和其他集体（语言应用）程序”。
即使是科学知识也不例外，它们同样并非恒定、普世、超然的信息。
它们也是和某个科学家集体或科学范式密切相关，具有特定归属的一种特殊观点或意见。
正如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瑞士作家、语言学家弗迪南·德·索绪尔一针见血指出的——语言是独立的规则系统，不是理性的工具，而是语言支配着理性；意义不是一种客观的先验之物，而是具有很强的任意性与构成性。
索绪尔被后世学者公认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将语言学塑造成为一门影响巨大的独立学科。
他指出语言是基于符号及意义的一门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并且他还创立了符号学。
“符号是语言（或，在某一时间点上的某种语言）的基础单位。语言是符号的集合。个体的发言是语言的外在表现。”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既是语言学领域的一个重大变革，也被公认是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论转向”的开端。
总而言之，西方语言哲学家注意到了一个悖论：
人从自身的存在之中创造出语言，又在同一过程中自己置身于语言陷阱之中。
人跋涉在语言之途，又迷失在语言之途。
修辞学为什么在现代失去了它原来享有的大部分荣耀呢？
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它们的核心的对立，而现代主义认识论与科学主义在现代人类社会占据了统治地位。
现代主义认识论对理性的无比笃信；对知识与真理的理性追求是现代主义认识论压倒一切的核心，于是“非我族类”并一直唱反调说“人是万物尺度”、没有绝对对错的修辞学，必然是被坚决打倒的一个。
但是，正是索绪尔、维特根斯坦等语言哲学家，对现代主义认识论发出挑战，将对知识和认识的探索开始被修辞化，这使得过去300年间套在修辞学头上的枷锁也就不复存在了。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是后来哲学的“修辞转向”，以及哲学与修辞学双剑合璧的开端和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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