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一诞生就等于修辞了，追根溯源，人一开口，不管他说什么，是讲科学还是拉家常，本质都是为了说服。
——坤鹏论
一、再探修辞学的起源
追根溯源方得初心。
之前，坤鹏论讲过，辞在中国古代最早用于诉讼，有趣的是，西方的修辞学也源于诉讼。
演说术在荷马的史诗、希腊悲剧等早期文学中随处可见。
其实设想一下人类群体以及人类社会的形成，我们就该明白，伯克对于修辞起源的论断不无道理。
他认为，“语言本身的一个基本功能，也就是作为一种象征手段的语言诱使对象征天生敏感的人类个体相互合作的那个可能。”
所以，修辞与人类社会同时发生，是人类成为一个整体的重要生（成）、存（续）条件，而并非某个历史时期的产物。
更直白些说，语言就是用来说服（忽悠）别人和自己合作完成某件事的象征行为，因为有它，人类才形成了群体和社会。
因此，语言是人类合作分工的重要行为，也直接导致人类必然地走上了合作分工这条发展之路。
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社会越发展，修辞越重要——屏幕（辞屏）时代，全靠演技（修辞）。
不过，作为一门有意识的学科，西方修辞学直到公元前五世纪才开始形成。
它发源于西西里岛，后来传入希腊，在希腊城邦环境中发扬光大。
一般认为西西里的柯拉斯和梯希亚斯师徒是修辞学的建立人，他们说：修辞学是个说服的艺匠。
艺匠这个词的意义要比创作者、设计者高出一个档次，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人就被这样称呼。
当时，西西里岛城邦独裁者被推翻，很多放逐的市民回流，他们为了争回自己以前被没收的土地牛羊，便聘请柯拉斯为他们提出诉讼。
因为当时的情况，市民没有地契收条可当证据，这种诉讼论辩显然必需以旁证来理论，从每个案件的可能性或可信性来说服法庭。
可能性这个概念也就成为演说论述的基本立足点或出发点。
而概率的英文就是可能性probability，它源于希腊语，最初的意思是：“带有某种确定性程度的期待或接受。”
柯拉斯被认为是首先提出演说的理论概念的人。
他将演说家定义为以演说为其主要目的的演说人，他指出，一篇演说应该有引言、说明、申论和结论四个部分。
是不是和哲学的结构基本一样？！
正如伯克所说，语言与人类社会同时发生，语言一诞生就等于了修辞，追根溯源，人一开口，不管他说什么，是讲科学还是拉家常，本质都是为了说服。
所以，坤鹏论认为，修辞学是哲学之母，或者说像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的共识——修辞学是所有学问之女王。
因为人类所有知识从语言中生，由语言保存，经语言传承，语言＝修辞，且所有学问的本质无不是说服。
从上面简单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论辩演说最早起源于公堂诉讼，说服是它的主要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可能性这个概念是修辞产生的原因与基础，也是演说之所以区别于逻辑的主要特征。
换言之，如果逻辑是建立在必然性（真）的原则上的论述，修辞则明白地是以可能性为其论说的原则或出发点。
这一点尤其是修辞的中心概念，是修辞语言与逻辑/科学语言的根本区分所在。
两者的对立也成为西方思想史中最基本的争论点之一，它们背后其实是决定论与概率论的争斗。
这也是为什么2000多年来所谓求真的传统必定要多方打击修辞学的基本原因。
同样，它也是凡求真传统被现实狠狠打脸时，修辞学就会辉煌的根本原因。
比如：曾经的文艺复兴时期、现在的量子力学时代。
很有趣，人类天生极为厌恶概率，这一点甚至靠认知都是无法弥补的，比如：
博采众长的柏拉图对修辞学百般贬低，称其为技术，某种具有外在魅惑力的诀窍、措辞或声调中含具的快感，将其贬入奉承之术，与烹调术、装饰术比肩。
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则表示，“你信仰投骰子的上帝，我却信仰完备的定律和秩序。”这就是“上帝不掷骰子”的出处，请注意，在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的字典中，上帝＝自然。
而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且对概率钻研极深的拉普拉斯，更是代表了自古至今很多很多人的普遍想法，他指出，“概率是主观的”，是因为人达不到完全的确定性而造出的虚构之物，是对人类无知的一种弥补手段。
一切事物的本质是确定性的，而非概率性的，而人之所以需要概率是因为人的知识和心智的不完善。
拉普拉斯代表决定论说了下面这段名言：
“一切事件，即使是那些微不足道且似乎不符合伟大的自然法则的事件，也都正如太阳的运转那样必然是自然法则的结果。由于对这类事件与整个宇宙系统之间联系的无知，人们依据它们是有规则地发生和重复，还是无规则的出现，而把它们分别归之于终极原因或者偶然事件。但这些虚构的原因随着知识范围的拓宽而渐渐减少，并且在正确的哲学面前彻底消失，这种哲学将虚构的原因仅仅看成是我们对真实原因无知的表现。”
坤鹏论认为，也正是拉普拉斯的这段话，向我们揭示着，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没有概率外，其他一切皆有概率，不管是哲学、科学、经济学、社会学……还是普通人日常的工作和生活，都在不断努力着将可能性干成确定性。
拉普拉斯的名言在很长时间后才被打破，而打破它就是量子力学，以及堪称决定性战胜它的测不准原理。
二、伯克整个工作的实质
从《什么是戏剧主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伯克是典型的辩证主义者。
再究其深层，他更是典型的概率论者，虽然他很少提及概率这个词，但是，他所倾心倾力的修辞学本质上就是概率的。
而辩证主义呢，说白了，同样也是基于概率的。
伯克的戏剧主义的本质就是名词之间及名词和语境之间概率的辩证关系。
其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不协调而导致的视角”。
1981年，伯克在采访中表示：“我最后决定‘不协调而导致的视角’是自己整个工作的实质”。
而且，他也曾经坦诚自己“从尼采的《权力意志》了解到他对建立视角的兴趣。”
在提出“不协调而导致的视角”近五年后，伯克认识到了尼采对其思想的深远影响——“我已经写了关于视角的诸多方面，当我顺利完成后，这简直比给我整个世界还要多。”
同尼采一样，伯克也反对只有一种真理、只有一种正确解释的观点。
正是基于“不协调而导致的视角”这个观念，他在戏剧主义：
首先，确定影响事情从可能性到确定性的五个最重要的元素，它们也是最基本的视角。
然后，将五个元素两两组合出20个关系比率，形成不同方式的切分，它们既是概率，也是20个视角，使人们从多角度且多角度结合观察获取信息。
伯克总结的关系比率相当是一个范式，一个清单，帮助人们每每分析具体修辞时，不会片面、遗漏。
同时，这些视角不能同时用一个标准来鉴定，伯克所强调的“不协调”是不同视角冲突的主旨。
当人们遭遇无法用同一标准衡量的视角时会产生什么影响？
他认为，“解释的不同使现实有了多面性，因为他们关注于不同的关系秩序。”
结果是“我们创造新术语，亦或者用新的方式诠释旧的术语，试图指出新关系的意义，用不同的方法解释状况。”
这种现象在经济学领域表现最为突出，本来是同一件事，却诞生了众多理论，甚至是针锋相对的理论对其进行解释。
但是，就像哲学一样，至今还是没有一个可以回答所有经济问题的标准答案。
它们几乎都是事后诸葛亮，下次准不准要看有没有碰上死耗子的运气。
或者说，经济学家本质上就是修辞学家，他们选择了某个可能性（概率）作为其理论基础，然后用最流行的科学方式——数学模型对其进行整容、化妆，最后形成高大上的辞屏去说服别人。
但是，就像研究科学哲学的卡尔·波普尔所指出的，可以解释每件事的理论，实际上没有解释任何事，本质是一种全能的巧辩，是伪科学。
以经济学为代表的社科领域恰恰这种理论多如牛毛。
而理论提出者通常会用自己的理论作出预测，如果没有真实发生，他本人或是信徒便去修正理论，使它仍然可以解释，不论所发生的事是正还是负。
好在人类天性害怕未知和不确定性，所以对预言从来无比宽容。
貌似还没有哪个经济学家因为预测错误，影响国家政策，甚至导致全国人民一起遭殃，而被判处有罪。
所以，塔勒布才说，经济学家的最好生存策略就是不停地预测，而不必太在意对错。
以上思考与结论，为伯克最终对动机的解释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与尼采一样，伯克相信语言是价值的塑造者，人们通过不同的视角研究语言，从而产生了个人和社会的变化。
正如尼采所说：“所有的存在必有其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世界是可知的，“可从不同角度阐释它，在其背后并不只有一种解释而是有上百种解释—透视主义”，这是一种承认多种方式看世界的逻辑。
同样，伯克也认为“一切事物是可被批判的”，因为一切事物都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有正也有反，自然也就皆可被批判，由此，他提出了戏剧主义这样的辩证多元理论来看世界。
显然，他认可尼采所说的“这是我们阐释世界的需求，我们的本能，任何一种本能都是对力的渴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无法以任何一个作为标准并强加于其他观点。”
不管是尼采的视角主义，还是伯克的“不协调而导致的视角”，他们都是站在概率这边对绝对体系的批判，将其视为“危险老旧且概念化的虚构”，是只有一种观察方式的视角，必然是片面的。
而他们所倡导的不同视角、多视角看世界，才是“最接近真理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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