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率世界，但凡未曾发生之事就隐藏着各种可能性，所以才会公有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他们的说法就像薛定谔的猫，在事情真正发生之前，谁都是不对也不错。
——坤鹏论
一、以变生效是修辞的工作原理
概率最大的效力就是变。
自量子力学之后，科学界基本有了这样的共识：任何事情，甚至包括物理学定律都要将变考虑在内，只允许作出概率性的预言。
比如热力学第二定律应该写为：随着时间推移，一个孤立系统的熵不必然但非常可能会增加。
因为任何可能性，不管有多么微乎其微，都有实现的可能，否则何谈可能性呢！
更何况：
“偶然性本身源源不断地侵入：在所有事物当中，它是最莽撞的！”
“偶然性第一，法则第二，习惯的倾向性排第三位。”
“宇宙的每一个可选择的历史还要依赖于不可置信的大量偶然事件的结果。”
这些偶然结果，大的可以影响到银河系的性质、特殊恒星和行星性质，小的可以影响到确定地球上生命以及我们行星上一些特殊物种的性质、人类自身的性质，以及确定人类历史事件和我们个人生活的性质。
而且，任何人的基因都要受到大量的量子偶然事件的影响。
就连广博的大自然尚且受着概率法则支配不断变化，更何况语言的动物、修辞的动物、听风就是雨的——人呢！
所以，正因为概率和人类的天性都集中体现在变，人类社会才如此丰富多彩，既有令人瞠目结舌的人间奇迹，也有让人哭笑不得的各种骗局。
概率的变，体现在修辞学就是模棱多可，它也是修辞学产生效力的基本条件。
在修辞产生功效的过程中，一切都处于转换变化之中，没有什么状态或关系可以是持续固定的。
由此可以看出，修辞具有十分强烈的动态特征。
它的效果只能通过转移、置换、交动、离合、缩放、增减等机制产生和实现。
由于这些不同形式的转换变化贯穿于整个修辞过程，以变生效就是修辞的基本工作原理。
而伯克的戏剧主义五元模式恰恰体现出了他对这一点的深刻认识。
他认为，判断修辞是否取得真正效果，最重要的是看其参与者是否经历了某一个造成“奇迹般转化”的“关键时刻”或“化石为金时刻”。
也就是说，是否产生了真正的、重大的改变。
而且，任何可能性要成为实现都只能靠干，只能靠行为。
伯克也坚持认为，在五个元素中行为是本，所以，除了动态的宇宙观外，他还主张用行为而不是用知识来研究人的现实世界，将语言作为一种行为、一种态度化，而不是一种定义的工具。
正像我们常说的，不要看他们怎么说（知识），而要看他们怎么做（行为），这样才能拨开被语言装饰得天花乱坠的辞屏，看透人心，了解他们的真正动机。
在伯克看来，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戏的演员，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戏剧行为。
事实上，一切人类行为（包括语言）及关系都是戏剧，既然如此，它们就是动态的过程，尽管这种过程中会呈现一种戏剧结构。
伯克认为，语言是一种说话者与听众之间的协商，它与语境是分不开的，而语境，即人类戏剧的语境，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
换言之，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
二、修辞学就是概率模拟游戏
修辞学是以说服为目的的。
坤鹏论认为，说服就是，说话者将某个可能性（或视角）作为动机通过修辞策略和手段让听话者认可它是几乎唯一的确定性。
在伯克的五元模式中，五个元素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复杂动态关系网络，说话者的动机就在其中产生。
在这个网络内部，各元素之间互相依存、交织、渗透和转化，相辅相成，相生相克。
每一个元素并没有自己固定或稳定的本质内核，因为概率之下，变是常态。
所有可能性无时无刻不在随着每一个元素的变化而变化着，而每一个元素又随着关系比率的变动而变动。
于是，关系比率的应用使我们可以对感兴趣的某一象征行为的动机加以推测和确认。
比如：通过行为/情势关系比率，我们可以将加入WTO这一行为放置在全球化时代这一语境内，也就是以全球化为背景，考察和讨论其动机。
选择不同的关系比率可以构筑起不同的辞屏，用来凸显相关事物的某些特点和色彩，淡化甚至是掩盖它的另一些特点，就像使用不同的视角可以针对同一事件拍出完全不同的电视或电影一样。
而修辞学的主要策略便是，凸显其中某一关系而不是另一些关系，从而调整和改变人们对某一元素的认识，而一旦我们对该元素的认识发生了调整和变化，我们对相关象征行为动机的认识也跟着发生变化。
比如：称我们这个时代为全球化时代（情势/行为）或者互联网时代（情势/手段），必然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同一时代全然不同的两个特征。
所以，关系比率的选择和描述是一种修辞策略，起着影响和说服受众，使之接受某一特定视角和观点的功能，最终形成某一态度或采取某种行动。
“事实上，古希腊最早的修辞观就将修辞定义为通过言语（words）产生的一种‘力量’（power），或者更具体地说，一种通过言语对‘心灵’（souls）施加影响以达到对他人的‘支配’（domination） 的 ‘权力’。”
有人甚至赋予了修辞学神秘的力量——“话语具有超自然的神秘效力， 演讲家可以具有宗教般的力量。”
伯克向我们揭示了这种“力量”最重要的源泉是五个元素以及之间的关系比率。
下面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假设有一个人在便利店里偷了一块面包，针对这件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甲说：我们要对所有偷窃行为进行严厉惩罚，小窃也是偷，违法行为都要防微杜渐。
乙说：如果一个人连面包都要偷，说明他很可能被逼到了走投无路，我们要采取措施来应对由于经济萧条造成的失业和饥饿。
丙说：这个人就是如今年轻人的代表，他们宁可偷也不愿意用劳动换取，这是个非常严峻的社会现象。
丁说：经济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穷人必须应对不平衡问题，偷窃面包只是这种经济形式下的一种必然的、不足为奇的应对贫穷的方式。
这个事件带来的四种不同的阐释凸显了不同的戏剧要素，它们分别是：行事者、情势、目的、手段。
由此可看出，戏剧主义揭示了意义结构的动态性和视角性。
但是，甲乙丙丁基本都只是从一个视角看待该事件，都带着深深的主观偏见，同时也折射出了他们不同的修辞动机。
正像哲学家奥格登和理查斯在《意义之意义》中对意义的阐述：
同样一条“狗”，对不同经历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在曾经受狗攻击过的人那里它是“凶残”的动物；而在无此经历的人那里它可能是“可爱”的宠物。
上面这段话同戏剧主义一样，向我们揭示，意义不是存在于客体之中的，而是存在于阐释者对事件的互动之中。
美国著名修辞学家福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实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们谈论它所用的符号的变化而变化。”
换言之，“现实”是用语言建构起来的修辞产物，不是客观的。
同时，这种情况在以经济学为代表的社会学科中最为典型。
比如：经济学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一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根基是预期，它相当神奇，人民对未来预期好，未来可能会真的就好，人民对未来预期差，未来可能会真的差，这里面就是经济主体人的信心决定。
如果懂了概率以及修辞学，预期也就没那么神奇了。
首先，它的内容就是可能性之一；
其次，以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权威通过修辞的策略和手段将其制造成让更多人看到的辞屏；
然后，当人们将这种可能性认定为确定性后，也就统一了思想；
最后，思想指导行为，一国之民全力向着一个可能性努力，其成为现实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大。
而恰恰也是这些学科，理论林立，甚至不乏截然相反者，因此，反映到现实社会中，人们也最容易被它们的专家、学者们搞得五迷三道。
是啊！
概率世界，但凡未曾发生之事就隐藏着各种可能性，所以才会公有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他们的说法就像薛定谔的猫，在事情真正发生之前，谁都是不对也不错。
所以，坤鹏论认为，很多学科本质上其实就是修辞学，只不过是专注于某个领域的修辞学而已。
当然，如果以说服为核心本质，那么所有学科都是修辞学，最起码都是基于修辞学的。
而我们最好的对待之道就是塔勒布所说的杠铃策略——两头都要下注，概率大、期望值高的下重注，概率小的下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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