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性动物，从众是他的本性，所以，不管是哪个领域，都会有从众现象，在日常生活中，这叫时尚，叫流行，叫跟风，在学术领域，这叫主义，叫思潮。
——坤鹏论
一、时代造就英雄，而非英雄造就时代
在《寻找“语境中的思想”》中，坤鹏论介绍了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
其中心思想是，集中探讨思想家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意识形态等。
正如斯金纳所说：“我试图写一部以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我的宗旨在于构想出一个可以包括那时比较杰出的理论家的总的框架。”
他的基本观念其实是：时代造就英雄，而非英雄造就时代。
时代的意识形态就像大的思想框架，框定、影响着当时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观念恰恰就是思想框架之中的一个个具体体现。
因此，不同时代的思想看上去多种多样，又是这个派又是那个别的，但它们的内在往往万变不离其宗，被时代的意识形态决定。
坤鹏论认为，这从人本身出发也能解释得通。
人是社会性动物，从众是他的本性，所以，不管是哪个领域，都会有从众现象，在日常生活中，这叫时尚，叫流行，叫跟风，在学术领域，这叫主义，叫思潮。
想想看，若非如此，西方哲学史哪里来的三个阶段、两大转向呢？
接下来，坤鹏论以雅典为例，试着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等宏观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在它那里古希腊哲学达到了鼎盛？
二、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
如果我们将视角放置到俯瞰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就会发现，在大约公元前550年左右，地球上的不同地方，在几乎是相互隔绝的不同的文明区域中，人类精神文明同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一些伟大的人物似乎在同一时间里苏醒过来：
老子：约公元前609年~前517年；
孔子：约公元前551年~前479年；
大雄：约公元前599年~前527年，印度耆那教创始人；
释迦摩尼：约公元前565年~前485年，佛教创始人；
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哲学家：约公元前6世纪~前4世纪，在希腊几乎可以说是突然间诞生了一大批思想家，他们成为希腊哲学（尤其是科学）的奠基人；
耶利米：约公元前600年在耶路撒冷，古犹太教先知；
以西结：约公元前580年在巴比伦，古犹太教先知。
面对这样空前绝后的不可思议，尽管坚信科学的我们总是不愿意承认它纯属“巧合”。
但是，对于这种同时发生的现象，我们迄今也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也许它将是一个永恒的秘密。
德国生存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及其目的》一书中，将这个时期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
三、负起支持西方历史的责任的希波战争
正如前面所说，在那个时代，上天特别眷顾希腊，希腊各地能人辈出，不仅仅只是思想家。
而同时代的波斯，则是西亚一个奴隶制国家，它通过征服而发展成为大帝国。
到了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公元前522~公元前486年），波斯已成为世界古代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
公元前546年，征服已成习惯的波斯帝国在消灭了吕底亚后，乘机进攻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
它首先攻占经济发达的爱奥尼亚地区的各个希腊城邦，并于公元前494年完全征服了该地区。
在这一时期中，爱奥尼亚的许多优秀人物纷纷逃到了希腊的其他城邦。
而随同他们一起分散传播到希腊各地的最宝贵的财富是：此前一直局限在爱奥尼亚的文明。
在占领爱奥尼亚后，波斯帝国继续出兵希腊。
历史著名的波斯帝国与希腊城邦之间的希波战争全面爆发了。
希波战争从公元前499年一直打到了公元前449年，大大小小战争前后持续了半个世纪。
最终，战争以希腊联军获胜，波斯战败而告结束。
希腊城邦和制度得以幸存下来，而波斯帝国却从此一蹶不振。
那个时候的古希腊，由于地形原因形成了独特的城邦。
这种城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部族，也不像现代国家，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东西。
城邦之间被山脉分隔着，中间只有极少量的陆上交通。
但是，希腊的山谷地形基本都是向着大海敞口，这使得城邦大多是面向大海开放的，所以，古希腊是典型的海洋文明。
海洋文明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借助海洋能够与更多其他民族及其思想方式发生接触，对各自的精神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
不过，在战争面前，特别是强大的波斯帝国面前，希腊城邦的另一大特点：都很小，也凸显出来了。
就算是雅典这种大城邦，其面积也只比北京的密云区大200多平方公里。
尽管每一个城邦都以“天下”自居，实际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独力抗拒波斯。
于是，在灭邦的危机面前，它们组成了反波斯同盟，共同抵御波斯入侵。
当时参与同盟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出舰船，一种是出钱。
大部分城邦选择后者，而雅典选择了前者。
而雅典确实也有底气，它主要从事陶罐的生产开发，并将之出售给周边的各城邦，在以陶器工人为主的小规模产业爆发后，它借此逐渐发展为希腊地区最富庶的城邦之一。
虽然，雅典的选择使它付出很多，但是，得到的也最多。
战胜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联合希腊各地舰队组成联合舰队击败大流士一世的继承人薛西斯一世，这两个会战使得雅典在城邦中威信大增。
后世专家认为，希波战争对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影响远大过于战争本身。
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说：“随着这一战，我们也就站在了西方世界的门坎上面，在这个世界之内，希腊人的智慧为后来的诸国，奠定了立国的基础。在历史上，再没有比这两个会战更伟大的，它们好像是两根擎天柱，负起支持整个西方历史的责任。”
也正是在两次对波斯的会战中取得关键胜利后，雅典也如同开了挂般开始了它的伟大之旅。
为什么？
原因有：
第一，外患——希波战争的爆发后，迅速转移了内忧——雅典内部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
第二，海战的胜利，一方面削弱了雅典贵族所依赖的陆军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提高了在海军中服役的雅典第四等级公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使民主力量得以壮大。
第三，战争后期雅典霸权的建立及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保障了其民主制度的有效实施。
因此，希波战争及希腊方面的胜利，为之后雅典民主政治的繁荣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
总之，雅典一跃成为爱琴海地区的霸主，控制了通往黑海的要道，夺取了爱琴海沿岸包括拜占庭在内的大量战略要地。
希腊在爱琴海上称霸，通过对沿岸国家进行掠夺，从而获得了巨大利益。
“人们似乎都一致被唤醒了”，希腊各城邦纷纷效仿希腊雅典，大造舰艇和商业船，积极发展海上力量，争夺海上霸权，向海岸国家倾销商品、开辟市场、攫取经济利益。
希腊成了当时世界最璀璨的地区之一。
四、伯里克利的雅典黄金时代
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那个时代雅典最著名的英雄是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年~公元前429年）。
他是当时雅典执政官，雅典黄金时期（希波战争至伯罗奔尼撒战争）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
从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9年，执政长达三十年，他一直完全掌握着雅典的政权。
他的时代被后世称为伯里克利时代，堪称雅典历史中最伟大、最辉煌、最黄金的时代，奴隶制经济、民主政治、海上霸权和古典文化都臻于极盛。
伯里克利带领着人们在希波战争后的废墟中重建雅典，扶植文化艺术。
现存的很多古希腊建筑都是在他的时代所建，比如：至今仍然让世人惊讶的帕特农神殿。
这个时期的雅典，是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尤为重要的是，伯里克利培育了当时被看作非常激进的民主力量。
可以说，雅典的经历简直就像是神话故事一般传奇。
在它还不富裕的时候，基本就没有产生过什么像样的名人。
但当它一夜之间变得繁荣和富裕起来后，大批才华横溢、卓尔不群的建筑家、雕刻家、艺术家、思想家相继涌现出来。
他们所取得的很多成就，现代人都很难望其项背。
雅典的人口在最多的时候不过四十万左右（包括25万左右的奴隶），却产生了如此之多的人才，这等比率实属罕见。
而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批知名思想家就产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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