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一件事，光是从积极和消极两个角度看过去，得到的结论都会是大相径庭的，所以，怎么说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永远是怎么做，将大把时间浪费在看别人说废话实在有些愚蠢。
——坤鹏论
一、搞政治的旺盛需求改变了哲学
正如《古希腊哲学缘何在雅典达到鼎盛？（上）》、《古希腊哲学缘何在雅典达到鼎盛？（下）》所讲，在取得希波战争胜利后，雅典便如开了挂般开始了它的伟大历史之旅。
在强大军事的保障下，雅典的奴隶制经济以及民主制度得以有效、高效发展。
经济繁荣之下，开放的社会风气之下，有钱有闲的人们搞艺术、搞科学、搞思想……
当然，它们都比不上搞政治更让人们趋之若鹜。
而当时的民主体制恰恰给了每一个公民（除奴隶、女人及儿童外）参政的良机，甚至连外来移民也不例外。
万事具备，关键就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搞政治的能力。
所以，爱智慧的哲学也从爱天上的智慧变成了爱地上的智慧，从探究宇宙星辰变成了探究人心人事。
这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生活的年代。
搞政治的强烈需求与相应教育严重不足之间的巨大供需落差催生、促进了修辞术课程大行其道。
二、智者派的旗帜——美德可教
先让我们一起回忆美德在古代的含义，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希腊，它的基本意思正如美诺所说的：“美德就在于像诗人说的那样，欣赏美的东西而且能够取得它。我把美德称为能够追求并且取得美的东西。”也就是，自己美了，便可得到想要的一切。
或者说，《美诺篇》所讨论的美德比我们如今理解的美好的品德更加宽泛，它指的是美好的德性。
而德性本义也并非只限于道德，它最初仅指事物之所以成为它的固有的、最重要、最优秀的性质（本性）。
如果某个具体事物能够100%符合其所属类别的德性，我们将其称为完美，是美德。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智者派公开主张并大肆宣扬“美德可教”，如果完美的德性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达到，这也就意味着一切都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得到，就像美诺在给美德下定义时，每次都会强调能力，这个能力就是攫取名利的能力，是宰制别人的能力。
是啊，一切与有限的金钱相比，为它付出再多，只要有数，都是便宜的，所以人们纷纷掏钱拜智者派为师。
比如：普罗泰戈拉的学费，据说几乎可以买下两艘军舰。
再比如：高尔吉亚的学费是每人100米纳，当时雅典底层市民维持一年生活需要约1.2米纳。
但是，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看来，“人们把一些为金钱而出卖他们的智慧的人称做智者，这也仿佛就是说，智慧的出卖者”。
苏格拉底不借教学收取酬金 ，他认为出卖智慧就是贬低智慧，获得朋友比获得金钱的好处更多。
所以，他全力抨击那些借名为传授美德，实为敛取钱财的所谓智者，特别是要从理论上击败他们。
要完成这个任务，首先也是必须要扯下智者派最嘹亮的旗号——“美德可教”。
三、智慧是美德
当就着美诺悖论讨论完灵魂回忆说——学习即回忆后，美诺还是执意要问这次对话最初的那个问题——“不过我最乐意钻研、最爱听到的是我原先问的那件事，就是我们应该当把美德看成一种可以传授的东西，还是人生来就具备的东西，还是以某种方式来到人身上的东西？”
当然，虽然美诺还是要问开头提出的问题，但他现在同意苏格拉底用假设来探讨，他的问题其实变成了：
如果美德是某种知识，那它显然是可以传授的；
如果美德不是某种知识，那它显然是不可传授的。
到这里，美德可不可教的关键就转换到了“美德是知识呢，还是一种与知识不同的东西？”
也就是讨论的命题变成了：美德是不是知识。
在明确了这个以后，苏格拉底又问：“我们不是说美德是好东西吗？我们不是还守着美德是好东西这条假设吗？”
在得到美诺的同意之后，苏格拉底得出一个结论：“那么，如果有一种好的东西，是与知识完全分离开来的，也许美德就不能是知识，如果没有一种好东西不是知识所包括的，那我们就有理由猜测美德是一种知识。”
经过上面一番对话，苏格拉底将美德是否可教进行了两次转换：
美德是否可教→美德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是否有什么好的东西在知识范围之外
接着，苏格拉底指出像健康、强壮、美观、富有、审慎、勇敢、了悟等都“不是知识的、异于知识的东西”，却都是好的东西。
但是，它们却“不是有时候有害，有时候有益吗？例如勇敢，如果并不智慧只是一味大胆，就属于这一类；一个人不讲理而大胆就有害，讲理而大胆就有益，不是吗？”“审慎和了悟不也这样吗？有理有节就是有益，无理就有害，对不对？”
然后，苏格拉底总结道：“总起来说，凡是归属于灵魂项下的东西，在智慧引导下就导致幸福，在愚昧引导下就适得其反。”
那么“美德如果是灵魂方面的东西，而且必须有益，那它一定是智慧的，因为其他属于灵魂方面的一切东西本身无所谓有益和有害，只是由于掺进了智慧或愚昧才成为有益的或有害的，由此可见，美德如果有益就一定是智慧的。”
“至于其余的东西，如富有之类，我们在前面说过有时好有时害，是不是也同样取决于智慧与否？既然智慧支配了灵魂的其余部分就使灵魂中的东西有益，而愚昧则使之有害，是不是灵魂正当地使用和支配了财富之类就使它们有益，不这样做就使它们有害呢？”
最后苏格拉底的结论是，“人的其他一切东西是不是对他好，要取决于灵魂，与灵魂有关的好不好则取决于智慧。”
“那我们就说智慧是美德，是全部美德，或者它的一部分。”
这正像坤鹏论在《读《美诺篇》 学习苏格拉底的善和“知识即美德”（二）》所总结的：
人之所以是人，因为具有能够理性判断善与恶的智慧，人与人的区别只是智慧多少的不同，我们的伦理价值是与智慧成正比的——美德的高低由智慧多少决定。
四、美德即知识？还是美德即智慧？
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苏格拉底的结论是：美德即智慧。
但是，为什么现在的人们总说“美德即知识”呢？
并且它比“美德即智慧”更广泛地被专家、学者引述呢？
坤鹏论看到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陈真教授曾专门写了《苏格拉底真的认为“美德即知识 ”吗？》对此进行论述。
其中观点是，在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时代，知识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概念，那时候智慧和知识是不太分得清的，几个希腊词都会有智慧、思想、理智、理性和知识的意思。
所以，也就出现了第一个问题——翻译，不同译者对于同一个希腊词，有的译为知识，有的则译成智慧。
第二个问题则表现为，“知识”这个词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经常处于游离状态，比如：苏格拉底在表明某些具体美德是智慧之后，常常突然将“智慧”换成“知识”。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苏格拉底所讲的知识主要是以下两种概念：
第一，是他认为的第二层知识、真正的知识，也就是定义、普遍概念、共相。
如果再进一步缩小范围到美德，并聚焦于人的德性——能够理性判断善与恶的知，这个知识就是关于善的普遍概念，也可称为至善。
第二，是智慧，一种理性的能力，一个人可以拥有许多第二层知识，比如：诸多政治的普遍概念，但未必有政治智慧和政治能力，就像一个人懂不少游泳的理论，却不会游泳一样。
陈真教授认为，正是因为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的知识的概念并没有将智慧和知识区分开来，才造成了“美德即知识”的含混性，从而进一步造成美德是否可教的不确定性。
因为，如果仅把美德理解为智慧，由于真正的智慧要靠自身悟而不可教，则美德有可能不可教。
但是，如果将美德仅理解为知识，美德似乎又是可教的。
陈真教授指出：“由于苏格拉底等人没有将智慧和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区别开来，故他们关于美德的可教性和知识性问题会产生一些逻辑上不连贯的判断，而苏格拉底似乎意识到这种不连贯性，故他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说法是认真的。”这表现苏格拉底在和美诺探讨过程中显得相当犹疑。
坤鹏论认为，“美德即知识”使得苏格拉底“有了善恶的知识必然行善，无人自愿作恶”的思想存在了漏洞和缺陷。
因为现实中很多作恶者根本就是第二层知识、真正知识、普遍概念丰富的人，他们对于善恶的知识，特别是至善的知识，超越了绝大部分人。
但是，现实中只有真正做到知行合一者，才符合苏格拉底的无人有意犯错的思想，因为知行合一才是真智慧，行动永远是检验智慧的唯一标准。
陈真教授最后总结道：
“为什么那些不利于肯定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的史料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为什么这个命题在中国比在西方得到这么多的强调？我们认为这和中国许多学者将知识等同于智慧（国内的许多学者在解释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命题时，往往在引用了美德是智慧的讨论后，马上加上一句 ‘智慧就是知识 ’，以便推出‘美德即知识 ’的结论），并因此而认为‘美德即知识’是一个合理的命题有关，也和许多人习惯于‘是即不是’之类的表达方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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