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世事无常，最好的应对之道便是不断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智慧，这其中的关键便是主动接受外部的正确意见，并通过自己的理性将其内化为知识，再与实践合一、统一升华为智慧。
——坤鹏论
一、美德是神授的
到这里，苏格拉底又带领美诺回顾了一遍先前他们关于美德是否教的论证过程：
好人之所以好，并非只因为拥有知识，也是由于拥有正确意见；
所以，拥有正确意见的人并不比有知识的人用处小；
而知识和正确意见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获得的；
如果二者都是后天获得的，那么，好人之所以好也就不是天生的了；
如果好人不是天生的，就要接着研究美德是不是一种可以传授的东西；
首先，如果美德是知识，那么它是可教的；反之亦然，如果美德可教，那么它是知识；
结论：美德是智慧，但苏格拉底没有就此继续探讨，也没有就此明确给出美德可不可教的结论，而是悬置起来转入到了下一个讨论；
其次，如果有美德的教师，那么美德是可教的；如果一个美德教师都没有，那么美德是不可教的。
结论：不存在美德的教师，所以美德既不可教，也不是知识。
这个世界存在着好的东西，它的有用和好取决于能否对人们进行正确的引导；
能够正确引导我们正确行事的只有两件事：正确的意见和知识；
具有这二者的人可以成为真正的向导，所以，在需要有人引导以达到正确目的的地方，正确的意见和知识是两个指导性的原则；
请注意，到这里，也是对话的结尾处，苏格拉底开始将讨论转向了政治。
前面的文章中坤鹏论曾强调过，不管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他们对于政治的追求是极为狂热的，所以，讨论最后归集到政治也是他们的经常、最终目的。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政治的目的是追求至善。”
至善说白了就是好的完美状态，是好的理型。
那么，正确的政治就是领导者引导人们以至善为目的，越来越善，越来越好。
由于美德不可教，美德就不再是知识了。
那么，在正确的意见和知识，这两个有用和好的原则中，知识就要被排除了。
所以，在与阿努图斯讨论时提及的那些雅典的城邦领袖，之所以成为城邦领袖，也不是因为拥有某种知识，并且他们在知识方面并不突出，而这一事实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不能够使其他人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
到此，苏格拉底得出结论：所以，知识并非政治上的向导，只有正确的意见才是政治家们处理国务的向导。
但是，“政治家受雇于国家，为国家谋福利，在知识这个问题上，他们无异于占卜者、预言家，这些人在神的激励下可以说出许多真理，但其实他们对自己所说的事情并无知识。”
苏格拉底认为，政治家在见解方面并不比占卜者和预言家们高明，他们都是一类人，是“受神激励的人”，却“没有自觉的意识。”
他们的言行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被证明非常成功，那只是因为“在神灵的激励下和推动下采取行动。”
苏格拉底的言外之意是说，占卜者、预言家、政治家，还有诗人，他们经常口吐莲花，通过言论说出许多真理，顺利地完成许多大事，其实他们是不知自己所云的，他们只不过是按照神的旨意行事罢了。
当时，占卜者、预言家、诗人都被称为神圣的，苏格拉底指出，政治家其实也一样。
坤鹏论认为，所谓神圣的，其实改为神授的，更合适些，更容易理解。
苏格拉底还补充说，女人、斯巴达人将善人也称作神圣的。
他紧接着总结道：
“如果在这场讨论中我们说的和我们提出的问题都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美德既非天生，也不是可以传授的，却是由于神授而具有的，人们受赐而不自知。”
“如果不是这样，政治家当中就必定有那样一个人能够使别人成为政治家。可是如果真有那样一个人”，那他就如阴间的预言家——提瑞西亚，这话的言外之意很明显，真有这样的人，那真是活见鬼了。
最后将美德推给神，这似乎是人类一直的习惯，遇到无法解释、解决的问题，又摆脱不了对于因果的执着追求，只能归为神的原因，就像我们遇到难以理解、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时，总会说：“天晓得！”
不得不承认，神成了最终极的、万能的挡箭牌，从这一点看，神是不愧为神的，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而且，像美德这类终极的问题，就说是神授的，你又如何反驳得了呢？
最终，基本就是落入到康德的理性的二律背反。
正如周国平所说：“……试图为生命指出一个高于生命的意义源泉，它应能克服人的生命的动物性和暂时性，因而必定是一种神性的不朽的东西。不管哲学家们如何称呼这个东西，都无非是神的别名罢了。其实，神只是一个记号，记录了我们追问终极根据而不可得的迷惘。”
二、美德可教也不可教
最终，苏格拉底再次回到“美德是什么”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并强调自己的结论并非定论，他说：
“美德似乎是它的具有者由于神授而得到的。但是我们对此还不能做定论，在问人们是以什么方式取得美德之前，要先就其本身研究明白美德是什么。”
也就是说，如果不知道为美德本身、美德定义、美德整体，怎么获得美德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
同样，在《普罗泰戈拉篇》中，苏格拉底也曾与普罗泰戈拉展开过一场有着美德是否可教的辩论，最终是谁也没能说服谁，虽然苏格拉底明确指出“普罗泰戈拉，基于这些事实，我不相信美德可教”，但他始终没有一个有力的理由去证明美德不可教，柏拉图只能在结局处安排普罗泰戈拉匆匆离开收篇。
确实，美德可不可教，要追溯到美德是什么，在《美诺篇》中，苏格拉底明确地提出了美德即智慧，那么，智慧可以教吗？
坤鹏论认为，智慧是可教也不可教的。
因为智慧可以简化理解为知行合一，知识与实践在人们思维中统一内化出来的东西就是智慧。
而智慧从本质上讲，它其实就是一种判断能力。
人生在这个概率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选择，除了睡着了，我们基本就是在选择中度过的。
而选择依仗的根基就是判断能力，所以智慧对于人来说最为重要，从这个方面讲，人之美德即智慧。
如果智慧＝知识＋实践，拆分看之，显然，知识是可教的，或者确切地说，可教的是正确的意见。
这个正确的意见是主观角度的定义，它可能在别人那里是知识、是真理，但是，对于主观的我来说，如果我还没有用理性将其捆绑在灵魂中，内化于心，那么它就只是意见，顶多可以再加个“正确的”定语。
同时，按知识的分类，实践的方法也是一种知识，被称为技能知识，所以，它也可教。
但是，正确的意见转化为知识、实际去践行、知行合一统一为智慧，却都是不可教的。
这些都是纯主观的事，甚至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如果可教，早就世界和平了，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世界已然毁灭了。
正如谁也无法说服他人改变，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改变之门都是由内开启的，除非你愿意，否则不论别人怎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都打不开这扇门。
那么，要想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既不是停滞不前，又不是越变越坏，关键还在于看门者，它便是你的智慧。
所以，人生在世，世事无常，最好的应对之道便是不断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智慧，这其中的关键便是主动接受外部的正确意见，并通过自己的理性将其内化为知识，再与实践合一、统一升华为智慧。
因此，《美诺篇》中苏格拉底的第二个断言非常有意义，这个断言道出了他或者说是柏拉图的认识论：外部而来的、未被内化的都是意见，只有通过自己的理性，从意见中由多推理出的“一”、相，并且还要被内化进灵魂的，才是真正的知识，而这个过程就是回忆说。
相，就是从苏格拉底关于“是什么”的执着追求中回忆出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不管美德是知识，还是智慧，都不是教出来的，更确切地说，它们都是被从灵魂中唤醒的。
总而言之，在柏拉图看来，只有由思想产生出来的才是知识，才有真理性。
写到这里，坤鹏论反而觉得用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来替换智慧，似乎更能传达苏格拉底的本意。
坤鹏论认为，在这个概率法则支配的世界里，不管是从意见到知识，还是从知识到智慧，只要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论——“美德不是可教就是不教”来探讨，都将使自己陷入迷雾，不断在自相矛盾中打转，这也是自古以来独断论者的悲剧，同时，也是由此很容易走进宗教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像美诺悖论一般，只要承认存在知与无知中间状态，也就是至少还有这样的第三种可能，它就会自动消解。
恰恰也是这个原因，整个《美诺篇》也会让人读得比较迷糊，不仅很跳跃，而且逻辑上也不是很顺畅，比如：突然就转到了政治家，又说美德是神授的，总有种如鲠在喉的怪怪的感受。
另外，柏拉图、苏格拉底虽然对于语言，尤其是语义的考究很重视，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语言系统本身是一个有机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语言是活的、是成长的，而且，语言离不开人的实践，这就造成对于普遍概念的认识和理解离不开对个别属性的把握。
所以，在《美诺篇》中完全排斥从美德的个别来讨论问题是不适当的，恰恰相反的是，对美德的个别的把握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德的普遍本质。
三、《美诺篇》的历史贡献
在柏拉图的中期对话录中，总是试图构造出一种有关知识与其对象的理论。
《美诺篇》作为中期对话开始的标志性著作，极其关注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并提出了学习就是回忆，而回忆的对象就是具有超越性的相，这是苏格拉底的相，是柏拉图的理型的前身。
坤鹏论曾一再强调，柏拉图思想的最重要部分不仅源于苏格拉底，还有毕达哥拉斯的，甚至正是后者为柏拉图构建起了他的哲学框架。
因为，苏格拉底提出了创新的方法和理论，但都未能充分发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正是柏拉图以毕达哥拉斯二重世界、数是万物之原等理论为框架，继承了苏格拉底关于普遍概念的相的学说，才建立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以理型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毕达哥拉斯曾指出，只有一条理论上的直线而非感知到的直线才能够与圆周的一个点相接。
这在《美诺篇》中第一次得到理论上的说明，并又被用来解决既定的哲学问题。
所以，可以说，《美诺篇》使得演绎科学（数学、逻辑）在西方精神史上第一次摆脱了对感觉经验的依赖。
这一摆脱，不仅对于柏拉图本人的思想发展，而且对于整个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正因为关注的是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而人的德性又被苏格拉底定义为能够理性判断善恶的知，所以，《美诺篇》以及《普罗泰戈拉篇》，还有智者派的思想，又决定了西方古典道德教育思想两条清晰的逻辑进路：
一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开创的理性论道德教育的进路；
二是，智者派开创的经验论道德教育的进路。
之后，亚里士多德综合运用了这两条进路，以理性论作为基础，在更高的层次运用了经验论。
不过，这也导致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教育思想并无一贯的体系，存在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处，这就是他糅合两条进路时出现犹豫与游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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