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前些年的创业基本都是金融式创业，因此与其说是在创业，不如说是在搞金融——创业者负责编和讲故事，资本负责提供故事启动资金，以及未来向广大韭菜的销售，但是，只要是金融，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自然发生的庞氏骗局，防止沦为如此结局的最好办法就是上市。
——坤鹏论
苏格拉底口诵完他的第二篇，也是《斐德罗篇》的第三篇文章后，两个人的对话又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对文章背后的修辞的探讨。
在这部分苏格拉底细致地对比了真正有价值的修辞与巧言令色的修辞术的本质区别。
他还揭露了当时熟练玩弄言语技巧的修辞学家（演说家），揭露他们运用辩证技巧的目的是：
只求“自圆其说”，不顾事物内在真相和准确表述；
只求辩论的获胜，不求正义和公正；
只求当众演讲的喝彩效果和随之可能获得的虚名，不求言辞与事实的相符，更不求对听众负责。
通过这部分对话，苏格拉底指出，这些修辞学家的言行欺骗性和魅惑力非常大，不管是对个人心灵健康，还是对城邦公共利益，都极具危害性。
为什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修辞学如此深恶痛绝？
坤鹏论曾在修辞学的系列文章中详细论述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而且，不管修辞学在历史中如何起起伏伏，它都是一门极为重要的学科，甚至堪称所有学科之母，客观讲，哲学也在它的怀抱之中，由它繁衍而出，因为修辞自语言诞生就一起诞生了。
一、写文章并不可耻
苏格拉底的第二篇文章让斐德罗着实惊艳不禁，他赞叹道：“我心里老早就钦佩不置、惊叹不已了，它比你前一篇做得真要美得多啦！如果吕西亚斯想要另写一篇文章与你比赛，我担心他可能要相形见绌”，小巫见大巫了。
说到这里，斐德罗提到了前不久的一件事，让他认为吕西亚斯不会再写文章了。
由此，苏格拉底和斐德罗的话题转到了对于修辞、写文章的讨论。
斐德罗提到的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403年，有一位民主政治家为移民外来户吕西亚斯争取雅典公民权，理由是他对雅典民主政制有贡献。
但是，这项提案遭到公民大会的否决。
因为“有一位政客攻击他，就抓着他的这个短处，口口声声说他是一个‘写演讲稿的人’”，所以，“为顾全他的名誉，他也许不再干这勾当了。”
当时雅典的政治家看不起那些专门写作范文、传授演讲术的修辞学家，称某人为“写演讲稿的人”带有很深的轻视意味，相当于是在给对方起外号。
不过，苏格拉底对此看得极为透彻，他说：“如果你以为我们的朋友（吕西亚斯）如此胆怯，那么你真的认错人了！同时，你真的以为攻击他的那个政治家说的是真话吗？”
年轻而天真的斐德罗认为，“显然像是真心话”，“至少他给了我这样的印象”，而且“那些在政治生活中有着极大影响，握有权势的政治家都不太愿意写文章，也不愿留下传世之作，生怕后人会把他当作智者。”
智者还常被翻译为诡辩家、智术师，都带有贬义的色彩，专指当时以贩卖知识，教人辩论演说为职业的学者，吕西亚斯就是智者派的典型代表。
苏格拉底首先对斐德罗这个认知进行了纠正，他语重心长地说，那都是“甜蜜的转弯抹角”，就像尼罗河的大弯（这是个成语，专门用来挖苦说话拐弯），是绕着弯子说话，是迂回的表达方式，本质就是口是心非，欲迎还拒，明明心里想的要命，偏偏装着说不要不要不要。
坤鹏论以前讲过很多次，永远不要听人怎么说，只看他怎么做，绝大多数时候，人们说出来的话往往是口不应心的，越缺什么才会越喊什么，大财都是闷声发的，凡是大喇叭宣传哪哪有金矿的，那都是一群陷在其中的人正在焦急地寻找接盘侠呢。
比如：“最骄傲的政治家内心都有写文章的欲望，而且渴望给后世留下不朽之作，否则他们写文章的时候为什么希望有许多人崇拜这篇文章，要在文章开头专门用一句话来提到这些崇拜者的名字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雅典民主时期，治理城邦的决议形成文字的开头样式一般是：
某某人提出的建议“经元老院决议”、“经民众决议”，或同时写上“经元老院和民众决议”。
苏格拉底指出，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吹嘘的把戏，因为那个提建议的某某人其实就是作者自己。
他用这种极其威严和颂扬的口吻的言外之意是，他的建议是被元老院和民众讨论认可的，元老和民众认可他，崇拜他，显然，这完全就是一种自吹自擂。
在这之后，作者才写出他要说的话，继续“对他的崇拜者炫耀他的智慧”，并且往往写的很冗长。
“你认为这种东西不就是一篇讲演稿吗？”
在得到斐德罗的认可后，苏格拉底暗示道，在雅典的民主政制中，政治家提出立法议案就跟戏剧诗人写出作品登台表演一般，就是为了引起民众兴趣，让民众围观并最终认可他们，所以他们的写作目的便是围着民众转，讲民众喜欢听的话。
“如果那篇文章受到喝彩，作者就高高兴兴地离开剧场”，“但是要是文章被从木板上擦掉，没人附和，他就不再有写演讲稿和舞文弄墨的份儿”，“他原先公认的演讲辞作用的地位也就失去了，这时候他自己和他的同党也只好哭丧了”。
所谓“文章被从木板上擦掉”指的是，当时立法议案通常先写在木板上，如果没有获得通过，就会被擦掉，也就是没有说服民众，不被民众认同。
由此，苏格拉底透过现象，透过政治家的语言，透过政治家的行动，看到了“他们对写文章，不但不鄙视，而且羡慕”。
然而，“如果某个演说家，或某位国王，获得了莱喀古斯（斯巴达的立法者）、梭伦（雅典的立法者）、大流士（波斯的立法者）这样的能力，在他的臣民中赢得了作为一名文章作家的不朽名声，那么当他还活在世上的时候，他难道不会把自己当作神吗？后世的民众看到他的作品，不也会产生同样的看法，把他当作神吗？”
这里所举的三位立法者，相当于现在的国父地位，而在那时候法律也是一种文章。
所以，苏格拉底总结道：
“写文章本身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
“可耻地或邪恶地讲话和写作，而不是像应该做的那样去讲话和写作，这才是可耻的。”
那么，又如何辨别是可耻地或邪恶地讲话和写作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文章本身来辨别。
而这又牵扯到了如何确认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坏文章，也就是文章的好与坏都具有什么样的特质。
只有确定了好与坏的性质，给好文章和坏文章以定义，才能以它们为标尺去衡量所有已经问世的文章，从而分出优劣。
同时，这样的好处还能让想要写文章的人得到警示，有章可循。
而且这样的标准是针对所有类型文章的，不管是政治领域还是私人事务，无论是韵文还是散文。
爱思考的热血文学青年斐德罗最喜欢的就是干这样的事情，他说：“一个人活着为了什么？要我说，不就是为了这类乐事吗？难道还是为着那些体肤的快乐？那些与肉体相关的快乐都会先经过苦痛而后才可以享受，所以把肉体快乐称作奴役性的快乐是很正当的。”
二、蝉的神话故事
不过，在开始讨论文章的好与坏的性质前，苏格拉底借着头顶一直鸣叫的蝉先讲了个关于蝉的神话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蝉也是人，那时候缪斯还没有降生。
后来，缪斯降生了，出现了音乐，那个时代的某些人欢喜得要命，整天只管唱歌，甚至连饮食都忘记了，就这么不知不觉中死了。
从那以后，这批人就变成了蝉。
它们从缪斯那里得到一个法宝，也就是生下来就不需要食物，不吃也不喝，只一个劲儿地唱啊唱，一直到生命终了。
然后，他们就去缪斯跟前报告，地上的凡人谁谁谁崇拜她们中的谁谁谁，比如：
它们向忒耳西科瑞（掌管歌舞的缪斯）报告在合唱队舞蹈中崇拜她的人们；
它们向埃拉托（掌管抒情诗歌，她的名字从爱若斯派生而来）报告那些参加崇拜爱神祭仪的人；
其余类推，它们“向每一位缪斯报告她主管的那一行中崇拜她的情形”，以便让相应的凡人得到相应缪斯的青睐和宠爱。
“它们向九位缪斯中最年长的卡利俄珀（掌管修辞和史诗，她的名字的字面含义是“言辞美妙”，在赫西俄德《神谱》中，她是九位缪斯最重要的）和年纪较小的乌拉尼亚（掌握天文）报告那些终身从事哲学并且用哲学这种音乐来崇拜她们的人，因为这两位缪斯主管的是天文以及神和人的所有历史，所以这种歌声是最高尚的。”
柏拉图安排苏格拉底讲这个神话故事是有用意的，一是让整体的节奏舒缓轻松一下，二是再次表明哲学才是最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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