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最大的信，便是信守法律，服从法律，因为，法律讲的就是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认可的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代着是整体的言出，而个人严格按其行事， 则是必行。
——坤鹏论
随着对《理想国》学习的深入，再对照斯巴达的政体、社会生活，我们不难发现在苏格拉底用思想构筑的这个理想城邦中，到处闪烁着斯巴达的影子。
为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如此推崇斯巴达？
之前坤鹏论讲过，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雅典正走向衰落，而斯巴达却日渐强大，这种落差使得他们不自主地去对手那里寻找答案，甚至认为只要是与自己相反的，都是比自己好的。
除此之外，坤鹏论认为，还应该再加上以下三点：
第一，自荷马时代起，无论在现实中亦或者神话里，斯巴达都处于整个希腊世界的领军地位。
而且在这两个不同的范畴里斯巴达分别达到了侵略和剥夺的实质：
《荷马史诗》中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征服了特洛伊城，成为全希腊仰慕的胜利者。
现实中，两次希波战争到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在打败雅典之后，斯巴达成为了整个希腊世界的最终征服者。
也是在神话和现实中，斯巴达高度强大的国家机器深深影响了柏拉图，他以斯巴达为蓝本，在《理想国》中创造性地讴歌了没有城垣、质朴无华的斯巴达城邦的稀稀落落的村庄，他将其中的居民生活描述为远古时代的感觉——居民勇敢、坚强，善良纯洁，不被贪婪所腐蚀，不会成为低级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人们安贫乐道，比任何时代的人类都要幸福。
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和作家，比如：普鲁塔克、塔西佗、卢梭、尼采和最初的一批国家社会主义学者，他们也如柏拉图那样对民主的庸俗和混乱感到厌倦和恐惧，所以逃避现实，转向对斯巴达社会秩序和法律的崇拜，以这种军事集权政体作为理想蓝本而大肆宣扬。
第二，尊敬、服从、恐惧法律。
在前面，坤鹏论讲到了不少斯巴达人的优点，比如：强健、勇敢、视死如归、克己、节制等。
特别是勇敢和节制，它们被刻在阿波罗神殿的碑铭之上，是希腊人的箴言。
不过，前者时常被人们践行，后者却只能从农民、哲学家及圣人身上见到，比如：雅典人基本上都是享乐主义者，在享乐方面没有任何罪恶感。
除了以上这些，一个人想得到别人的信任与尊敬，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坤鹏论认为，是信，守信，讲信用，说白了就是言出必行，一口唾沫一个钉。
回想一下我们看过的文学著作，凡是里面的英雄豪杰不管有多少不同，他们共同的特质都是信。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最大的信，便是信守法律，服从法律。
因为，法律讲的就是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认可的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代着是整体的言出，而个人严格按其行事，则是必行。
如果服从法律是一种德行，毋庸置疑，斯巴达人的德行超过了古今中外的大多数人。
斯巴达国王德马拉托斯曾经告诉波斯国王薛西斯：“虽然斯巴达人是自由了，但他们并没有在所有事务上都获得自由，因为在他们上面有了法律，他们恐惧法律甚于你的人民恐惧你。”
坤鹏论认为，一个社会如果要良好地存在、发展，其中关键就在于人们至少要有一怕，否则就是无序、混乱，最终崩溃。
除了罗马人和中世纪的犹太民族以外，恐怕很少有民族曾经像斯巴达那样因尊敬法律而强固团结的。
而当时斯巴达的法律就是来古格士制订的《来古格士法典》。
来古格士生于约公元前700年，卒于公元前630年。
他是斯巴达的王族——国王查利劳斯的叔叔及监护人。
传说他是斯巴达政治改革、斯巴达教育制度以及军事培训的创始人。
据说，有一次来古格士因为谗言而被迫离开斯巴达，旅游于克里特岛，对其制度倍加推崇，便学习了当地的法律；随即他又游历埃及各地，也尽量学习那里的法律。
他归国后大受斯巴达人欢迎，请他改良国政。
就这样，来古格士得以畅行所学，大修法律。
所有最后归功来古格士的改革包括：
放弃使用金和银制造钱币并代之以铁制货币；
所有人都一起就餐，未婚的人们共同住在简陋的兵营中；
拆毁城墙以提升战斗技能；
重新分配斯巴达的土地并且强制性由希洛特人耕种；
由国王、斯巴达公民、议员和监察官之间分配权力的政府体制；
创建了斯巴达的教育体系，由少年军事化的单位负责抚养儿童（甚至包括有意不让孩子们吃饱，这样他们就可以学习偷窃食物来果腹，从而培养他们的军事生存能力）。
后来，古格士准备去希腊圣地德尔斐神庙向祭司请教，在走之前他跟国民立下誓约，在他回来以前，不能改变他的法律。
他来到德尔斐后，祭司告诉他，他的法律很优秀，“他认为一个政治家有一种死得其所的责任感，如可能，应认为其死是对国家的一种服务”，于是，来古格士便绝食自尽而死，从而使得斯巴达人墨守其法律，不敢更易。
在柏拉图通过《理想国》歌颂斯巴达之后，另一个歌颂的高峰来自于400年之后的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
普鲁塔克在其创作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一书中，为人们描述了来古格士的风采。
他将来古格士描绘成一个改革式的立法者，一位充满仁爱的君王，是他使斯巴达的人民深信，他们的存在有着为国家服务的崇高目的，是可以使家园更美好、更幸福的原因……
普鲁塔克这样写道：“（来古格士）是在用一种结束其单独生活状态的方法训练他的人民，永远地把大家团结起来，正像使蜂群围绕在蜂王周围……使他们不仅从原本繁杂的劳动中脱离开，得以享受大量的休憩和安逸，还用更高明的意识趋向（战争的观念）把人们吸引到不得从事无聊行当的行为上，并使财富在国家范围内变成了一件无用的东西。”
现代学术界对于历史上是否存在来古格士这么一个人莫衷一是，比较普遍的观点是，与其说是个人立法，倒不如说是将一些习惯加以调整和阐述，制定为法律，然后为了方便起见，就以起草人或编纂人之名命名。
而古代的法律往往是由习惯变化而来，加以人格化及予以缩短精简，而且这个变迁并非一蹴而就，中间需要很多执笔人和多年的时间。
不管斯巴达的法典是否完全为来古格士制订，至少历经两个世纪之外，斯巴达在这个法典的治理下，始终保持着强盛的地位，并且说服了所有伯罗奔尼撒人接受其领导，这个伯罗奔尼撒联盟在几乎两个世纪中（公元前560年~公元前380年）维持了这个岛屿的和平。
并且，全希腊都称赞斯巴达的政府和军队，在要废除横征暴敛的虐政时都会向它求助。
坤鹏论认为，这一切，特别是它所享受的特殊权力和社会声望，皆源于对法律的尊敬与服从，这归结为一个字：信。
而苏格拉底（柏拉图）对斯巴达人的这一点极为推崇，比如：
对于立法家的崇敬，认为他们是最智慧的人类。
苏格拉底在被判死刑后，他本有机会逃走，但却坚持“恶法亦法”，守法践约是合法的、正义的，只要是城邦的公民，就要遵守和服务法律，不管这法律是好是坏，对此，坤鹏论曾在《读柏拉图早期著作 理解苏格拉底（中）》分享过。
在《理想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苏格拉底一再表明，要将这个立法，要将那个立法，最终都要将其写入到城邦的法律中严格执行。
第三，道德、团结。
不管斯巴达人是因为法律，还是由于自小就过着集体生活，并一直处于团队之中，习惯成了自然，总之他们在外人看来是无比团结的。
而他们类似于共产的、简朴的社会生活，使他们显得总是以集体、城邦利益为重，而谋求个人私利被视为可耻。
与其相反的典型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生活的雅典，那个时候，雅典绝对不是道德的楷模，知识的进步使他们中许多人脱离了伦理传统，几乎将他们转变为不道德的人，他们虽然重法纪，但是除了对自己的子女外，很少有利人的观念，做了损害他人的事情，也很少会在良心中感到不安。
在《理想国》的前面部分，格老孔、阿狄曼图都曾表示过，他们“满耳听到的尽是塞拉西马柯式的论证”，比如：
人们都说，“不正义之人的日子过得确实比正义的人要好得多”；
“实施正义的人并非心甘情愿，而是由于没有力量行不正义之事”；
“那些没有力量避免受害的人就觉得最好还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相互订立一个契约，既不要行不义之事，也不要受不正义之害，这就是人们之间立法和立约的开端，他们把守法践约叫做合法的、正义的”；
“正义的起源和本质——一种最好与最坏之间的折中，所谓最好就是干坏事而不受罚，而所谓最坏就是受了害而没能力报复”；
……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典型的智者派观念，雅典人虽然嘴上承认诚实是美德，但基本上都是对别人的希望和要求，自己却总是想尽办法投机取巧。
比如：商人在货物里面掺假，克扣斤两，在称上做手脚，骗人等等；政客也一样，在雅典的公务员圈里，不被人指控使用卑劣手段的微乎其微。
柏拉图曾这样评价道：“爱好财物使人为之痴迷，他们满脑子所想的，无时无刻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财，每一个公民的灵魂就悬挂在这上面。”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人们宁愿被人称作精明也不肯让人说自己诚实，因为在他们看来，诚实＝傻。
雅典人因为太过精明而无法使自己循规蹈矩，他们鄙视愚蠢胜过痛恨邪恶，他们在机灵、狡猾与诡诈上，能和犹太人一较高下。
那时候，如果有谁被证明是诚实的，简直是轰动社会的大新闻 ，几乎被人看作怪物，这才出现了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白昼提灯在热闹的集市街头东张西望，并不停地高声大喊：“人啊，你在哪里？人怎么都不见了！”但他却怎么也找不到第二个人。
他发现：
在丰富的物质享乐之后，“人”却不见了；
在奢侈豪华的生活追求中，“人”却不见了。
第欧根尼被柏拉图喻为“一个发疯的苏格拉底”，他同样认为如果想要避免人性的堕落失丧，人一定要竭尽一切努力，摆脱物欲的控制，远离尘世间的功名利禄，变得自给自足，回归自然纯朴的生活，从而达到美德的极致，获得完美幸福。
就是在这样扭曲的道德观之下，愿意出卖国家的希腊人并不鲜见，“希腊任何时候都不缺乏处心积虑叛国的人”，希腊旅行及地理学家保塞尼亚斯如是说。
另外，即使是道德，希腊人也只将其限制于自己的部族，希腊历史学家兼将军、苏格拉底的学生之一色诺芬在其一篇教育论中，直接建议，和敌人打交道要用欺骗和强取的手段，显然，这也是他的老师及同学柏拉图的观点，他们一再强调，对敌人可以说谎，对敌人要残酷。
当然，这样的观念不仅仅是雅典的，基本是整个希腊的，斯巴达也一样，当年它在订有和平条约的情况下还罔顾信义地占领了底比斯城的大教堂，有人问其国王这么做是否合理、正义时，得到的回答是：“但问其是否有利，凡对我国家有利之举，皆属合理。”
本文由“坤鹏论”原创，未经同意谢绝转载
注：坤鹏论由三位互联网和媒体老兵封立鹏、滕大鹏、江礼坤组合而成。坤鹏论又多了位新成员：廖炜。即日起，坤鹏论所有自媒体渠道对外开放，接受网友投稿！如果你的文章是写科技、互联网、社会化营销等，欢迎投稿给坤鹏论。优秀文章坤鹏论将在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搜狐自媒体、官网等多个渠道发布，注明作者，提高你的知名度。更多好处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坤鹏论”微信公众号：kunpenglun，回复“投稿”查看，自媒体人可加QQ群交流，群号：6946827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