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苦，是想明白了人生，还要活着，哲学家的甜，是想明白了人生，要活着。
——坤鹏论
不知不觉中《理想国》的学习分享已经到了第100篇，约30万字，哲学这个系列不算以前写过的存在主义专题，已经达到了297篇，约90万字，这是最初动笔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而这也正恰恰证明了坚持的力量，只要不停下前进的脚步，哪怕每天只走一点点，日积月累下来也必将是惊人的。
就跟自己跳绳一样，从2020年10月开始，和儿子一起坚持每天跳，到今天已经不间断地跳了450多天，跳的总数达到了280多万个，可是当初刚开始跳的时候，以为10万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这个世界上，除了时间，没有一样东西是公平的，每个人的能力、背景、外在条件等都各不相同，如果成就＝(能力＋背景＋外在条件……)×时间，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想要获得成就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将时间这个乘数变得尽可能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坚持，同时尽可能把前面部分做得最好，比如：每一次都做到竭尽全力。
另外，从这篇开始，坤鹏论将标题中的记数从汉字改为阿拉伯数字。
一、前情回顾
在《读<理想国> 领悟西方哲学的源泉（九十九）》中，苏格拉底论证了外部环境也是哲学家背离哲学研究的一大原因，就像所谓的美观、富裕以及所有这类生活享受一样，都会拉着哲学家离开哲学。
其原因在于哲学家优良的天性使得他很小就开始崭露头角、与众不同，总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于是城邦的人们、亲朋好友们，为了日后能够通过他封官加爵，鸡犬升天，估摸着他将来的成就，对他谄媚讨好、阿谀奉承，让他逐渐迷失自我、无法自制，失去理性，从而妄自尊大，不可一世。
即使有人好心提醒，他基本也听不进去，就算能听懂一点忠告，动了心，那些希望未来对他攀龙附凤的人们也会从中作梗，阻挠他回头。
所以，这个人根本不可能继续哲学研究。
接着，苏格拉底痛心疾首地讲了当时哲学的悲惨处境，表示如此这般之下还能研究哲学的人已经凤毛麟角，也就极少数的五类人还可以。
但是，这些人实在太势单力孤，既不愿同流合污，也无力对抗，所以只求明哲保身，洁身自好，不问世事。
总而言之，哲学家的优质天性，使其在好的引导下能干大好事，在坏的教育和不良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也能做出大坏事，再加上伪哲学家鸠占鹊巢，肆意败坏和歪曲哲学，让人们根本不知哲学的本来面目，所以，哲学家才受到人们非议，这种非议是不公正的。
在论证完以上论点后，苏格拉底继而提到，哲学家要想有最大成就，关键是要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度，拥有让他能够充分自我成长的政治制度的国家。
二、最善的政治制度最适合哲学
既然苏格拉底提到了哲学家需要一个合适的国度，阿狄曼图便接着问：“你看当今的政治制度哪一种适合哲学呢？”
苏格拉底的回答令人沮丧——“一个也没有！”
“现行的政治制度我之所以怨恨它们，正是因为其中没有一种是适合哲学本身的。”
“哲学的本性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而堕落变质的。”
“其中道理，正如种子被播种在异乡会失去其本性一样，因为它需要适应当时当地的土质、水质。”
这句话的意思就像我们的成语南橘北枳，南方味道甘甜的橘移植到淮河以北就会变成酸涩味苦的枳，同一物种因环境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异。
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长”得好，需要适宜它生长的水土，而哲学的水土就是政治制度，哲学“在不合适的制度下会保不住自己的本性，从而败坏变质”。
那么，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是适合哲学的水土呢？
“哲学如果能够找到如它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那时可以看得很明白，哲学确实是神物，而其他的一切，无论天赋还是学习和工作，都不过是人事。”
也就是说，最适合哲学的政治制度必须跟哲学一样，是最善的，一旦有了这样的政治制度来匹配哲学，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哲学的神圣。
三、让哲学家当城邦统治者
苏格拉底猜阿狄曼图会问他，“这个最善的政治制度是什么？”
阿狄曼图答道：“你猜错了，我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即，它是不是我们在描述‘创建’的这个城邦？”“它是不是就是拥有最善的政治制度的这么一个城邦？”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尤其要注意，这也是我们以前说过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城邦中必须永远有这样一个人物存在：他对这个城邦的制度抱有和你作为一个立法者在为它立法时一样的想法。”
这样的人物就是哲人王，也就是苏格拉底在前面所提到的：让哲学家当城邦统治者。
原因在于，一个受哲学主宰的城邦可以避免腐败和毁灭。
不会腐败和毁灭的城邦，不就是最好的城邦吗！
于是，接下来的论证命题也就出现了：
一个受哲学主宰的城邦是如何能够避免毁灭的？
苏格拉底再次表明，这个论证将是冗长和困难的，因为“一切远大目标的沿途都是有风险的，俗话说得好：好事多磨”。
尽管开始前他又习惯性地扮猪称自己“缺乏能力在阻碍”将这个问题弄清楚，但他不与以往的是，没有太多废话就很快以热忱和勇敢进入到了论证的流程中。
四、哲学研究的做法要与现在的完全相反
首先，“这个城邦必须以一种与当前流行的做法完全相反的做法来从事哲学研究”。
“现在，人们在少年期间研究哲学，也就是童年到成人，成家立业之间的这个阶段学习哲学。”
“他们在刚开始接触到哲学最难的部分（我指的是推理论证）时放弃了学习， 人们却还把他们当成真正的哲学家。”
“他们自己觉得，将来如果能被邀请去听其他人的一次哲学辩论，那就是至上的荣耀了。”
“他们认为，应该利用闲暇来学习哲学，因此，等老了之后，他们几乎全部都失去了对哲学的热情，心中原本的火焰彻底熄灭了，比赫拉克利特的太阳灭得更彻底，再也不能重新亮起来了。”
苏格拉底这里提到的赫拉克利特的太阳，源于赫拉克利特的格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因为太阳晚上熄灭，白天又点燃。
“那么，应该怎样呢？”
“应该完全相反！”
“当他们年少时，他们的学习和哲学功课应该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
“当他们正在长大成人时，他们主要应好好注意身体，为哲学研究准备好体力条件；”
“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们的灵魂开始达到成熟阶段时，他们应当加强对灵魂的锻炼；”
“当他们的体力转衰，过了政治、军事的服务年龄时，应当让他们自在逍遥，一般不再担当繁重的工作，只从事哲学研究，如果我们希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幸福，并且当死亡来临时，在另一个世界上也能得到同样幸福的话。”
坤鹏论认为，这样的顺序确实很有其道理，就像智慧是知行合一的产物，知识灌输得再多，没有行动的实践，也无法内化、淬炼成智慧，而古今中外，一直以来，教育最大的问题便是，学习阶段知与行的严重脱钩。
我们每个人应该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小时候的学习更多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或是为了考试而学习，为了老师家长而学习，基本没有为了自己而学习的觉悟。
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少功课不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
人们的学习接受能力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一个是逻辑思维能力；一个是基础知识的储备；一个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
很明显，儿童在这三点上都比较弱，所以不能以成人的标准为他们打造课程。
儿童阶段，功课的关键原则应该是：慢就是快；少就是多；简单就是复杂。
正如有句诗所说的，教育儿童恰如牵一只蜗牛散步。
当然，更为主要的原因则是，学生时代的终极目标是：高考，而高考考的只有知识，没有实践，正因为有着这个终极指挥棒的笼罩，整个教育体系再怎么改革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也就是知识与实践是脱节的，绝大多数是知而不行。
再大些，成人后，特别是工作以后，我们接触到了社会，实际困难和要解决的问题扑面而来，在各种失败、碰壁之后，我们才开始真正意识到，什么样的知识对自己有用、需要学习，这时候的学习开始变得有目的了，为自己而学的觉悟萌芽了，基本上随着年龄增长，遭遇的挫折越多，这种觉悟会越来越深。
正所谓，“世界上最浪费时间的事，就是给年轻人讲道理，你讲一万句不如他们自己摔一跤，眼泪会教你做人，后悔会帮你成长，疼痛才是最好的老师，人生该走的弯路，其实一米都少不了”。
可以说，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中年以前研究哲学是比较困难的，没有丰富的、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生阅历，往往只能学得表面、皮毛，为赋新词强说愁，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眼里只能看到各种哲学流派、学说。
中年以后，我们的体力日渐下行，但是大部分工作和事情多多少少也经历过了，再做基本都属于重复性的，这时，我们往往开始更多地去思考纷杂事物表面背后那些不变的东西，比如：规律、本质等，总会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般的、看透明悟的愉悦。
坤鹏论甚至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段人生，前一段是肉体的，以体力见长，后一段是思想的，以智慧见长，如果颠倒了它们，两段人生都会比较艰辛。
所以，如果人到中年，意识到自己开始了下一段人生，并将其视为重生，对于智慧的成长充满了期望，那么，中年就不再是危机，而是开启全新人生的契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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