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谁都会说，故事谁都能编，但是，细节只有干过的人清楚，所以想要了解对方的真实水平，就去问他细节，专业不专业，细节是最好的照妖镜。

——坤鹏论

一、前情回顾

开始之前，还是先和大家一起温故一下《读<理想国> 领悟西方哲学的源泉（101）》所讲的主要内容。

在这部分，苏格拉底指出：

第一，群众之所以不相信他的话，是因为人们通常更相信眼见为实。

他们一没见过统治者言行一致向善的城邦，二没严肃认真地聆听过真正的哲学讨论，那种讨论是公正而自由的，是为了得到知识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真理的。

群众以为的哲学其实是人为的、生硬死板的、卖弄辞藻的修辞学，他们认为的哲学讨论是法庭和私人谈话中那种导致意见和分歧的争论，而真正的哲学从来都是逻辑推理，语言只是为了将其表达出来的工具。

第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城市，亦或者一个城邦，只要具备两个前提之一就能达到完善。

一个是，真正的哲学家担当城邦的统治者；另一个是，当前城邦的统治者以及他们的儿子真正爱上了哲学。

两个前提具备一个就能达到完善。

第三，如何说服群众？

群众之所以一直不认同真正的哲学，关键还是因为说服他们的方式方法不对，不能搞对立、争论，而应该用柔和、温雅的方式，和风细雨地、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他们的观念。

二、为什么群众痛恨哲学呢？

苏格拉底认为，主要还是伪哲学家导致了群众对哲学有恶感，痛恨哲学。

“这些人闯进与他们无关的地方，互相争吵，充满敌意，并且老是进行人身攻击，而这一行为偏偏是与哲学家最不相称的。”

为什么说最不相称呢？

“一个真正专心致志钻研事物的本质的人，他是无暇关于琐碎人事的，也不会带着满腔的嫉妒和敌意和别人争吵不休的。”

也就是说，人家眼里心中都是星辰大海，哪里还会关注鸡毛蒜皮的人事，就算是听一听瞧一瞧都是浪费时间，更何况为了它们和别人争吵呢，也只有伪哲学家才会这么干。

“他的全部精力永远放在永恒不变的事物上，他看到这种事物相互间既不伤害也不被伤害，按照理性的要求有秩序地活动着。”

因为“人总是摹仿自己所称赞的事物”，所以“看到这一点的他，会努力摹仿这些恒定的事物，并竭力使自己如他们一样”，这也恰恰说明了，为什么现实中越是智慧高的人越是和谐、恬静、谦虚。

“因此，和神圣秩序有着亲密交往的哲学家，在人力许可的范围内也会使自己变得有秩序和神圣。”

当然，只要是有人的地方，“毁谤是无所不在”，无论何时都是有的，就算哲学家也在所难免。

三、哲学家如何治国？

“假设哲学家在某种必然的命运之下，迫使他运用在彼岸（理型世界）所看到的理型塑造公共和私人两个方面的人性，而不是仅仅塑造他自己一人，那你觉得，这时他会因为自己塑造了这么一个具有节制、正义和所有公民美德的城邦，而像一个蹩脚的工匠一样去表现自己吗？”

尽管哲学家自己不会王婆卖瓜，自买自夸，“但是，如果群众亲眼见到了、知道了我们关于哲学家所说的话都是真的，他们就不会粗暴地对待哲学家，还会相信我们的话——无论哪一个城邦，如果不是经过艺术家按照神圣的理型加以描画，它永远不可能得到幸福”。

在这里，苏格拉底用画家画画来比喻哲学家治国。

“这个图画怎么个描法呢？”

“就像画家首先要将画板擦得一干二净一样，他们最先要做的就是擦拭城邦和人的素质，虽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这也正是他们和别的改革家的第一个不同之处：只有在让对象干干净净之后，不管是得到一个干净的对象，还是自己动手把它弄干净，他们才肯定动手描画个人和城邦，并开展立法工作。”

接着，他们会“拟定政治制度草图”。

“制度拟定之后，他们在工作过程中会（像画家那样）不时地向两个方向看望，一个方向是绝对正义、美、节制（注：指这些德性的理型）等等，另一个方向则是他们努力在人类中描画出来的它们的摹本，用各种方法加上人的肤色，使之和人相似，鲜活起来，最后，当他们发现这些摹本有了荷马所说的‘神般的’、‘神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当这种东西在人身上显示时，人的形象就是神的形象，人就和神相似，他们会认为是画好了。”

“神般的”、“神样的”是荷马史诗中常见的修饰语，指神性的，神性的就是勇敢、高贵等。

“我想，他们大概还要擦擦再画画、涂涂改改，直至尽可能地把人的特性画成神所喜爱的样子。”

阿狄曼图认为，最好的画家照着最好的原型画画，这样描画、雕琢出来的画一定是最好的，同理，最善的哲学家照着最善的理型来改造的人、城邦，那么改造出来的一定也是最好的，最似神。

“所以，你原本觉得会竭力反驳我们的那些人，到了这个时候也该有些相信我们，我们是不是能使他们相信：这位制度画家就是我们曾经称赞过的，当我们建议把城邦委托他治理时曾经使他们对他生气的那种人呢？当他们听到我刚才所说关于画家的这些话时，是不是态度会温和点呢？”

四、总结

苏格拉底指出，论证到这个地步之后，他们一定会温和多了，他们应该拿不出什么理由来反对了，因为：

“他们不能否认哲学家是热爱实在和真理的”；

“他们不能否认我们所描述的这种天性是至善的近亲”；

“他们不能否认受到合适教养的这种天性的人，只要存在，就会是完全善的哲学家，从而不再认为我们所反对的那种人是完全善的哲学家”。

“那么，当我们说，在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之前，无论城邦还是公民个人都不能终止邪恶，我们用理论想象出来的制度也不能实现，当我们这样说时，他们还会对我们的话生气吗？”

苏格拉底认为，“他们已经变得十分温和了，心服口服地相信我们所说的了，以致就算没有其他因素，他们也会因为羞耻心，也会赞成我们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就是，只有让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城邦和个人才能终止邪恶，理想的城邦才能实现。

苏格拉底指出，如果他们赞成上面的结论，那么他们必定也不会反对他的另一个论断：“国王或统治者的后代生而有哲学家天赋是可能的事情”，这样的话就能代代相传，使得城邦在哲学家统治之下，从而保证城邦不会腐败毁灭。

“既然这些人都是天生的哲学天才，必然不会有人还要论证他们必定堕落变质。”

“虽然我们也承认，使他们免于腐败是件困难事，但是有谁能断言，在全部时间里所有这些人之中就永远不能有哪怕一个人能免于腐败吗？”

很明显，谁也不敢如此断言。

而这样的人只要在现实中出现一个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如果具有哲学天赋的人能够让整个城邦服从他的领导，能够让所有那些现在看起来不太可信的东西成为现实，实行其全部理想制度，那么这样的人出现一个就足够了”。

“因为由这样的统治者来制定我们描述过的那些法律和习俗惯例制定出来，让所有公民都情愿服从并执行它们，肯定不是不可能的事。”

“那么，让别人赞同我们的这个看法，还有什么奇怪或者不可能的吗？”

而且，苏格拉底在前面也充分证明了这些事物（理想城邦的法律和惯例）是最善的，“因此，我们关于立法的结论看来是：我们的计划如能实现，那是最善的，实现虽然有困难，但不是不可能的”。

这部分的论证，苏格拉底主动退到了最小限度、最低底线，他的意思是，现实中哪怕只有一个例证，也说明它是真实的，是可以实现的，那么，他的论题就是对的，虽然实现起来极其困难，而且也还没有找到确实的先例，或是如今某个城邦、国家是这样的，但是，谁也无法否定万一中那个一的存在，这个一就是可能，只要可能就不能说完全不能，即使只有0.001%，也不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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