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错性高恰恰是人类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比如：爱遗忘、不讲理、没逻辑、善变等，而这也恰恰是人工智能最难突破的一点。
——坤鹏论
一、前情回顾
《读<理想国> 领悟西方哲学的源泉（112）》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教育的本质
在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中，知识不是被传授的，而是被回忆的。
这个知识专指理型。
在柏拉图看来，存在于永恒不变的可知世界的理型，才是真正的知识，而我们所在的可见世界，则只有意见。
因为灵魂不灭，灵魂轮回，灵魂在随神巡游时曾目睹过天外之境的理型，虽然每个灵魂看到的有多有少，但只要在可见世界生而为人的灵魂，必然是看过理型的。
只不过，人在出生时，对于理型的认识就潜伏在了灵魂深处，几乎完全遗忘，但是“每个人的灵魂都自有知识”，灵魂自有“双眼”，所以，最正确的教育不是灌输，不是像智者派所说的将知识灌到灵魂里，而应该是帮助学生的灵魂回忆起曾经见过的理型，从灵魂中将知识生育出来。
这个回忆和生育的关键就在于看，也就是灵魂面向哪里看的问题，看对了方向，灵魂便能脱离黑暗，看到光明，灵魂的“双眼”从而也就有了视觉——理性，能够直接看到真实，回忆起灵魂中早已存在的知识，这样它才能有希望看到最明亮的善。
因此，柏拉图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使灵魂转到正确的方向。
第二，灵魂朝向会让思维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苏格拉底在这里提到了灵魂中的一个神圣优点——思维、思想，它是一种永远不会丧失力量的东西。
这个如果只看原文，即使对照多个译本，理解起来也会比较困难，一般很难一下子定位到思维和思想，坤鹏论也是看过了黑格尔的解读才豁然开朗。
苏格拉底指出，思维、思想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它却会因为灵魂的朝向而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不是变得有用而有益，就是变得无用而有害。
他以机灵的坏人为例，这些人的思维、思想很厉害，但就是因为灵魂是渺小的，他们灵魂的视力被迫服务于恶，结果就成了他们越机智，坏事就做得越多。
不过，如果思维、思想从小就能得到锤炼，就可以脱离可见世界本有的、低级的感官快乐的重负，正是这些重负使得人们灵魂的视力只能看见下面的事物，而在摆脱这些重负后，灵魂就能转向真实的事物，机灵的坏人也能像没有转向前那样敏锐地看到较高的事物，从而变得有用而有益。
二、有两种人不适宜当城邦统治者
“故而，根据上述理论，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有两种人不适宜成为城邦的管理者，一种是没有受过教育，对真理无知的，另一种被获准终生都投入到知识研究中的人。”
因为：
“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能把自己的全部公私生活都集中于一个目标”，这个所谓的目标就是让城邦整体变得幸福。
“而知识分子又不能自愿地做任何实际的事情，而是总想着脱离这个世界，升入福岛乐园。”
在希腊神话中，人死以后所有灵魂都要下到地狱中接受审判，恶人在此受罚，而正义者、好人的灵魂将被送往福岛安居。
三、城邦培养的哲学家必须要当统治者
“所以，作为创造这个城邦的我们，职责就在于驱使最好的灵魂上升到知识的最高点，即能看见善，当他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像现在一样纵容他们了。”
此话怎讲？
因为，正如享受过了繁华都市的花花世界，便没多少人愿意回到贫苦农村，不管是谁，只要见识过了地面的明亮世界，“他们现在就想待在上面的世界中，不愿意下来并回到囚徒中间，与他们一起吃苦和分享或大或小的荣耀。”
但是，我们“不能像现在一样纵容他们”，也就是强迫他们不要停留在哲学生活中高高挂起，还是要走出来，走下来，下到现实社会中，与普通大众同甘共苦。
格老孔不解地问道：“你的意思是说，在他们可以过更好的生活时，我们却要逼迫他们过更不好的生活？”
“我的朋友啊，你难道忘了我们立法的宗旨：是为了整个城邦的整体幸福，而不专为哪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
“换句话说，通过立法劝服或者强迫全体公民互相配合，和谐共处，使他们拿出自己的利益分享给大家，立法之所以要造就这样的城邦公民，其目的就在于不让他们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而是要将他们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体。”
“你说得非常对，我忘了这一点了。”格老孔恍然大悟地说。
四、如何说服哲学家当统治者？
“那么，你现在知道了，即使我们强迫了那些哲学家，让他们去关心保护其他公民，我们对他们仍是公正的，我们会这么对他们说：
哲学家生在别的国家中有理由拒不参加辛苦的政治工作，因为他们完全是自发地产生的，不是政府有意识地培养造就的；一切自力更生不是被培养而产生的人才不欠任何人的情，因而没有热切要报答培育之恩的心情，那是正当的。
但是我们已经培养了你们——既为你们自己也为城邦的其他公民——做蜂房中的蜂王和领袖；你们受到了比别人更好更完全的教育，有更大的能力参加两种生活（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因此你们每个人在轮值时必须下去和其他人同住，习惯于观看模糊影像。
须知，一经习惯，你就会比他们看得清楚不知多少倍的，就能辨别各种不同的影子，并且知道影子所反映的东西的，因为你已经看见过美者、正义者和善者的真实。
因此，我们的城邦将被我们和你们清醒地管理着，而不是像如今的大多数城邦那样被昏昏然地管理着，被那些为影子而互相殴斗，为权力——被当作最大的善者——而互相争吵的人统治着。
事实是：在凡是被定为统治者的人最不热心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稳定的管理，凡有与此相反的统治者的城邦里，管理必定是最恶的。”
坤鹏论认为，在这段话中有以下重点需要注意：
第一，苏格拉底提到了两种哲学家，一种是自发产生的，也就是前面坤鹏论在讨论谁是第一个解放者提到的，是偶然的杰作，另一种则是理想的城邦特意教育培养出来的，也就是从洞穴的囚徒中挑选出来为其松绑，然后强拉到地面上的。
对于前者，苏格拉底认为没有理由强求他们，人家不欠任何人的情，但是后者就不同了，既然是城邦给了更好的教育，就应该报效城邦，却做蜂房的蜂王，回到人世凡间和普通百姓一起生活。
第二，苏格拉底用蜂房比喻理想的城邦，在他看来，蜜蜂的社会是各司其职的，因此是和谐的。
所以，城邦要想达到最善也该如此，首先是每个人生来就有其天赋，并根据天赋进行社会分工，天赋以金属成分决定，少数金人（或者被解放的囚徒）是绝对可靠的蜂王、卫士——统治者，银人将成为辅助金人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多数则是铁人和铜人——他们创造财富。
苏格拉底认为，这样的城邦也会像和谐的蜂房那般，时刻回响着愉快的嗡嗡声，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不加质疑地完成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从来不会越界。
同时，这个一分为三的社会也很自然，因为它和人类灵魂的结构相呼应。
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的灵魂三分吧，灵魂由理性、激情和欲望组成。
这些特质分别以不同程度体现在极其理性的黄金卫士、精神抖擞的白银辅助者，以及受口腹之欲驱使的钱人和铜人工匠身上。
第三，醉心于权力的统治者必定导致最恶的管理，因为那代表着他利欲熏心，根本就做不到公私生活都集中在为了整个城邦的幸福这一目标之上。
苏格拉底认为，只要对他们的学生说了这番话，他们一定会服从，不会在轮到自己值班时拒绝分担管理城邦的辛苦，同时，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不值班时，也就是大部分时间还是被允许一起住在上面的，研究哲学。
格老孔也赞同苏格拉底的说法，认为他们不可能拒绝，“因为他们是正义的，我们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是正义的，当前所有城邦的统治者觉得公职是种迫不得已的负担，但他们恰恰相反，他们会把承担这项工作视为义不容辞”。
五、哲学生活对于统治者的重要性
接着，苏格拉底又论述了哲学生活对于统治者的重要性：
“只有当你能为你们未来的统治者找到一种比统治城邦更善（好）的生活时，你才可能有一个管理得好的城邦。
因为，只有在这种城邦里才能有真正富有的人来统治，不过，这里的富有指的是善和智慧的充足，以及由此而富有幸福，它不是指物质财富上的富有。
如果未来的统治者是一些在善、智慧方面贫穷的人，那么，当他们投身公务时，就会一心想着从中攫取自己的好处，如果城邦由这种人统治，就不会有好的管理，必然腐败。
因为，当统治权成了争夺对象时，这种自相残杀的争夺往往同时既毁了城邦也毁了统治者自己。”
而且，“除了真正的哲学生活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能轻视政治权力的了”。
“我们就是要不受权力的人掌权，否则就会出现对手之间的争斗。”
“城邦的卫士只能任用这种人担当：他能最好地管理城邦，同时拥有其他酬劳，以及他的生活比政治生活更好”，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人了。
在坤鹏论看来，人永远是追求利益的，或者说，人永远是追求好的，再或者讲，人永远是追求善的。
最终极的利益、好、善，一个是可见世界的物质财富，一个是可知世界的精神财富。
这两种财富相比，后者又远胜前者，因为前者不过是后者的蹩脚摹仿。
而人由奢入俭很难，当看过了最好的，其他东西再好也难入其法眼了。
所以苏格拉底才会说，只有统治者过上了真正的哲学生活，这种比统治城邦更善的生活，他必然会轻视政治权力，而且除此之外，再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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