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并不可笑，可笑的是无知却以为自己无所不知，进而狂妄到不可一世，如果以无知之知作为判断智慧的标准，那么，狂妄就是人一切本性中离智慧最远的一个，以此观人，很容易判断出谁智慧谁愚蠢。
——坤鹏论
一、前情回顾
在《读<理想国>领悟西方哲学的源泉（136）》中，坤鹏论主要分享了“民主政体相对应的人是如何产生的”这个主题：
第一，欲望的定义和分类
首先，苏格拉底对欲望进行了定义，更准确地说，主要是对欲望进行了分类：必要的欲望和不必要的欲望。
必要的欲望又分为两种：与生俱来的，不可避免、不能缺少的欲望；以及满足后对我们有益的欲望。
比如：吃饭就是必要的欲望，属于前者，既有益，又不能缺少，吃肉也是必要的欲望，属于后者，虽非不可缺少，但满足后会促进身体好。
不必要的欲望则是那些会妨碍灵魂获得智慧、培养节制德性的欲望，而且是可以戒除的。也包括两种：浪费的欲望和得利的欲望。
苏格拉底认为，被称为雄蜂的人，就是被不必要的欲望引导着，内心充满了这类欲望的快乐，而那些和寡头政体相对应的人则是被必要的欲望引导，是节俭型人物。
第二，寡头式的人物怎么演变成了民主式的人物？
苏格拉底指出，一个在寡头政体那种吝啬环境下生活的年轻人，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因此当他初次尝试做雄蜂那样的人，体验到不必要欲望被满足的快乐，很容易自甘堕落，与粗暴狡猾之徒为伍，渐渐地，近墨者黑，他也会变得粗鲁奸猾，唯利是图，只知道寻欢作乐。
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开始从寡头式向民主式演变。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如果他的父亲或是家人劝告他，支持他灵魂中的寡头思想，他的灵魂一定会陷入到矛盾冲突中。
如果最终民主成分屈服寡头成分，那些不必要的欲望便会被毁灭或被驱逐，他灵魂中的敬畏和虔诚发挥作用，使之内心秩序恢复到寡头式。
但是，如果父亲教育不得当，则很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没有驱逐掉不必要的欲望，反而另一些不必要的欲望被相继孵育出来，渐渐繁衍增强，最后，他又被引导回到同伙那里，和他们秘密交往，那些个不必要的欲望逐渐繁殖增生。
这些不必要的欲望会全面攻占年轻人的灵魂，而里面早已被腐蚀得空无一物，没有了灵魂最好的守卫者、保护者——理想、学问、事业心，结果，虚假的狂妄的理论和意见趁虚而入，代替了它们，占领了他的灵魂。
这个时候，不管家人亲友如何忠告、劝诫，基本是无济于事了，因为鸠占鹊巢的入侵者（虚假的狂妄的理论和意见）会立即关掉他灵魂的堡垒大门，不让援军进入。
于是，这个年轻人：
抛弃了羞耻心，因为入侵者说这种心理是笨蛋傻瓜；
抛弃了自制，因为入侵者说这是胆小懦弱；
抛弃了有节制和有秩序的理性消费习惯，因为入侵者说那是没见过世面的低贱生活方式。
总之，年轻人以前所有德性都被驱逐扫空，其他诸如傲慢、放纵、浪费奢侈和卑鄙无耻等品性趁虚而入。
结果，从必要的欲望中培育出来年轻人，就这样蜕化变质成了肆无忌惮的小人，沉迷于有害无益的不必要的欲望之中，他的余生将会把钱财、时间、辛苦平均地花费在不必要的欲望之上。
即使他比较幸运地只是在不必要的欲望上一时冲动，灵魂随着年龄增长而重拾那些被驱逐的品质，他的精神状态是会越来越稳定，并控制住那些入侵者。
但是，因为只是控制而不是驱逐和毁灭， 所以他还是会让每一种欲望平均得到满足，不认为有什么好的欲望和坏的欲望之分，坚信所有欲望和快乐一律平等，都应受到同等尊敬。
这样的人每天沉迷于轮到的快乐，今天满足不必要的欲望，明天又按必要的欲望行事，生活完全没有秩序和节制，但他却乐在其中，认为这才是快乐的、自由的。
而这样的人还可以被称为平等主义者，是柏拉图所厌弃的，因为平等主义和他那人生来各有天赋，各含不同金属，各属不同阶层的理论完全相悖。
正因为民主政体相对应的人灵魂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欲望，所以这样的人也正如民主政体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是集合了最多习性于一身的最多样的人，“这种人也是五彩缤纷的，华丽的，为许多男女所羡妒的，包含最多的制度和生活模式的。”
“这个民主的个人与民主的制度相应，我们称他为民主分子是合适的。”
关于民主政体中什么种类的制度都有，坤鹏论查阅了一些雅典的史料，发现事实也正是如此的。
在伯里克利执政时期，各党派的积极成员组织成了许多各式各样称之为伙伴俱乐部的团体，比如：宗教社、宗亲社、军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演员俱乐部、政治组织社团以及纯以吃喝为目的的俱乐部。
不过，从大类上，主要还是分为寡头派和民主派，其中寡头派所属的社团势力最强。
二、僭主政体是怎么产生的？
在讲完民主政体后，苏格拉底表示：“现在只剩下一种最美好的政治制度和最美好的人物需要我们加以描述了，这就是僭主政治与僭主了。”
苏格拉底用了“最美好”一词，这其实是一种反讽，因为现实中美与善往往相反，美基于大多数人对可感事物的感知和意见，而善则基于极少数人对可知事物的认识和思想。
1.民主政体以自由为善
苏格拉底指出，正如民主政治由寡头政治演变而来，演变或者说寡头政治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寡头政治所认为的善是财富，而“它失败的原因在于过分贪求财富，为了赚钱发财，其他一切不管。”
同样道理，民主主义也有它自己善的依据，“过分追求这个东西导致了它的崩溃。”
那么，民主政体认为的善是什么呢？
它以自由为善！
前面讲过，自由是民主政体的第一特点，也被人们认为是其最大优点，是本质特征。
“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是富于自由精神的人们最喜欢去安家落户的唯一城邦。”
伯里克利执政时期的雅典就是此话的最好例证。
在这个雅典民主政治最辉煌的时代，大量外邦人蜂拥而至，吸引他们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漂泊流浪的旅程中发现，雅典有着对于他们比投票权还为重要的自由和机会。
这些人多属专业人士，比如：商人、承包商、制造家、经理、零售商、工匠、艺术家。
虽然，雅典法律不将他们视为公民，不允许他们参政，却还把他们当做公民一样抽税，一样担负祭神的义务、服兵役以及相当重的人头税，禁止他们拥有土地或嫁娶公民的子女，将他们摒除于宗教团体之外，不准他们直接诉诸法律。
但是，雅典法律又欢迎他们加入经济生活，欣赏他们的勤奋及技能，使他们履行其契约义务，让他们享受宗教自由，保护他们的财产免受暴乱的侵害。
简言之，这些外邦侨民虽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却又享受着极其自由的经济发展机会，他们在雅典的社会组成中属于自由人，雅典自由人中间没有阶级之分，任何自由人凭借个人卓绝的才智，除了公民权之外，任何方面都可以攀登至成功的巅峰。
也正是他们，为雅典的辉煌贡献了不菲的力量。
他们中有粗鄙炫耀财富的外邦土豪，但还有更多人默默地从事于科学、文学及艺术研究，执业法律、行医以及设立种种雄辩与哲学宗派，比如：公元前4世纪，正是在他们当中产生了喜剧的和题材和作家，公元前3世纪，他们倡导希腊社会的大同思想。
他们渴望雅典的公民权，也热爱着雅典，因雅典而骄傲，并且为了保护雅典不受敌人侵袭而贡献出巨额金钱，比如：雅典的舰队主要凭借他们的力量才得以维持，帝国才得以延续，商业的优势才得以保存。
2.自由过了火必然导致极权政治
但是，“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
这怎么会呢？
自由怎么会导致出现对立——极权的结果呢？
“一个民主的城邦由于渴望自由，就很有可能会让一些坏分子当上了领导人，正是受到他们的欺骗，人们的生活更加腐败，每天沉醉在超过自己所需的纯酒当中，醉生梦死。”
古希腊人喝酒要兑水，一个人喝纯酒被认为他沉迷于酒色，不够克制，甚至放荡不羁。
“这时，正派的领导人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控制这种现象，不能让人们过度放纵，于是这个城邦的人们便转而指控这些人，称他们为寡头分子，并要求严惩他们。”
阿狄曼图表示：“这正是民主社会的所作所为。”
“在这样的城邦中，那些服从当局听从指挥的人，被称低贱的走狗，被人们羞辱为甘心为奴，一文不值；而凡是当权的像老百姓，老百姓像当权的，这种人无论公私场合都受到称赞和尊敬，在这种城邦里，自由走到极端是必然的事情。”
“这种无政府主义必定还要渗透到私人家庭生活里去，最后还渗透到动物身上去呢！”
这又是几个意思？
“当前风气是父亲尽量使自己像孩子，甚至怕自己的儿子，而儿子也跟父亲平起平坐，既不敬也不怕自己的双亲，似乎这样一来他才算是一个自由人。”
“此外，外来的依附者（外邦侨民）也认为自己和本邦公民平等，公民也自认和依附者平等；外邦人和本邦人彼此也没有什么区别。”
“另外还有一些类似的无聊情况，教师害怕学生，迎合学生，尽力投其所好，学生反而漠视教师和保育员；年轻人通常装成熟装老，和老一辈分庭抗礼，在他们面前侃侃而谈，滔滔不绝，而老一辈则表现得如同年轻人一样，迎合他们说笑，态度谦逊，这是因为，老一辈担心被年轻人厌恨及恐惧他们。”
孔子也曾表达过这样的思想，《论语》中有这样一段：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段话的意思是：
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
孔子说：“做君主的要像君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齐景公说：“讲得好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虽然有粮食，我能吃得上吗？”
后来司马迁在其《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写道：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
译文：因为不通礼义的宗旨，以至于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
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大臣们就会犯上作乱；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就是没有伦理道德；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就是不孝敬父母。
“在这种城邦里，自由到了极点，是最高程度的自由，你看买的男女奴隶与出钱买他们的主人同样自由，更不用说男人和女人之间有完全平等和自由了。”
这个情况也是真实的，到了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奴隶的服装和自由人并没有区别，甚至在街上不给公民让路也不会受到责难，而且其一举一动好像他们和公民处于同等地位一般，可以说，奴隶在民主的雅典，其遭遇要比寡头城邦的贫穷自由人好。
“若非亲眼目睹，谁也不会相信，连人们蓄养的动物在这种城邦里也比在其他城邦里自由不知多少倍。狗也完全像谚语所说的‘变得像其女主人一样’了，同样，驴马也惯于十分自由地在大街上到处撞人，如果你碰上他们而不让路的话，什么东西正都充满了自由精神。”
阿狄曼图接话说，“我在城外常常碰到这种事。”
“总之，这种城邦中公民的灵魂，因而变得极度敏感，如果有谁建议要稍加约束，他们就会觉得受不了，就要大发雷霆。”
“到最后，正如你所知，他们无视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法律，拒绝任何人的管束。”
苏格拉底认为，这为后来的僭主政治打下了健壮有力的基础，也是其发生的根源。
“产生于寡头政体的弊端，最终摧毁了这种制度，也正是这种弊端奴役着民主政体，而且，由于它在民主制下得到了更自由的放纵，所以对民主制的影响更大。”
“无论对任何事物，物极必反这个道理总是对的，天气是这样的，动植物也是这样的，政治社会尤其是这样的。”
“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城邦方面，极端的自由其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
“因此，僭主政治或许只能从民主政治发展而来，极端的可怕奴役，我认为从极端的自由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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