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根本的人性是很难改变的，别看平时如何如何，只要一到大是大非的时候基本都会原性毕露，这也是人之本性。
——坤鹏论
一、第二卷第二章（三）
亚里士多德在第二卷第二章主要探讨了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原因的系列在向上或向下的方向上都不能是无限的；
第二，在原因的种类上也不能是无限的。
二者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问题。
对于这一章节的解析，李真在其《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解说》一书中讲得很透彻，坤鹏论在这里将其分享给大家。
关于第一个问题，李真指出，严格地讲，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是不精确的，
他通篇的讨论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那就是“在我们当前进行对一个事物的认识时”，
如果抛开这个前提条件，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就是难以理解的。
正如赫拉克里特所言——事物都处于流变之中，自然界事物的运动变化是绝对的，
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事物因果变化无论从向上的方向看（即回溯运动变化的过程），还是从向下的方向看（即随着运动的变化过程），这个因果系列都是无穷的，没有终止的。
但是，我们个人或人群在对外界事物进行观察从而获得知识的时候，这个系列或过程又不能是无限的，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会陷入到没完没了之中，根本无法认识事物，自然也就得不出任何知识，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举的例子，一个线段当然是可以无限地分割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认识这个线段，我们就必须把这种分割的无限可能性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即某一个分割的节点上，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度量和认识这个线段的长度，以及如何对这个线段加以利用，否则，就无法度量和认识、利用这个线段。
所以，我们在面对事物时，必须截取这个“流变”之物的一个瞬间、节点、片段，将其变为静止，才能作为我们观察认识的客观根据，从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获得对这个外界客观事物的认识。
正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事物的因果系列不能是无限的，因为，我们不能在一个时间的节点上掌握和认识无限的事物。
明白了上面这个道理，再回过来阅读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章节的论述，我们应该可以完整地理解和把握他的意思了。
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在考察因果变化系列的无限和有限问题时，他仍然采用他的四因的划分法，
但是，自然中的因果关系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自然也可以从另外的标准来划分这些因果变化。
对于第二个问题——在原因的种类上也不能是无限的，亚里士多德指出，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相似，同样也可以用分析第一个问题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理解。
原则上，我们对原因的种类，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来加以区分，可以说，这也是可以无限地划分的。
但是，从我们认识的实际进展来说，我们只能以有限的种类作为观察的立足点，如若不然，我们要获得可靠的认识就是不可能的。
总之，我们在分析因果关系时，必须要有一个节点、 一个片断，因此就是一个“第一原因”及其“后果”，即使这中间还有许多“中间环节”，在到达最后的“结果”之前，这些“中间环节”都不过是中介而已，关键还是第一原因和最后的结果。
二、第二卷第三章
原文：
对于一群听众，学术课程的效果须看听众的习惯；
我们乐于听到自己所熟悉的言语，生疏的言语违异我们的惯常，似乎是难以理解，又似是外邦之语。
可被轻易理解的语言便是习惯性的语言，习惯的力量可用律法为之佐证，
因为律法就是由积累起来的习惯所成，这当中神话以及幼稚的内容比起学术知识更有优势。
解释：
我们讲课的效果如何，往往取决于听众的习惯，
因为一种说法，如果被我们习惯所接受，我们就会认为理所当然。
如果不熟悉，我们就会感觉它是不可理解的。
而习惯的力量由规律来表现，在这些规律中，神秘因素以习惯的力量压倒了我们关于它们的幼稚的知识，使得我们难以摆脱原来的观念。
原文：
对某些人来说，若是演讲的人不用数学语言进行演讲，他们便不会倾听，
有些人则会要求他举例说明，
还有些人则愿意他以诗为证。
有些人要求一切求其精解，
有些人则会反感事事求精，因为他们本就很粗略，精密求解于他们的思想而言是不相符的，
或是因为他们将精密视为烦琐之物。
精密是具有一些烦琐的性质，因此于商而言及于论辩而言都被轻视。
解释：
有的人要求用数学证明，有的人要求举例，有的人要求诗人的权威，有的人要求精确地处理每一个地方，有的人则对此感到痛苦，因为这或者是由于他们不能跟得上它，或是他们认为它是粗鄙的。
原文：
因此人们必须先了解并掌握各类论辩的方法，
因为各门知识与修学方法两者均需要艰巨的功夫，
这不能在研究各种专门学术中，同时又教授以修学的方法。
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求高度的教学精密，
精密只是超物质问题上有此需要。
全自然既假定着具有物质，自然科学便不需要过度精密的方法。
我们必需先研究自然是什么，再进而考察自然科学所讨论的是什么。
以及研究事物的原因与原理是否属于一门或几门学术。
各类知识及学习方法这两者都需要下深功夫，
这不可于探索各类专业学术的同时，又教之以学习的方法。
解释：
所以，应该学会如何论证每一种事物，
不过，同时去研究知识和知识的方法是荒谬的，而且两者都是不易把握的。
并非一切都能通过数学来解决，数学并不适用于自然哲学。
此观点与近代科学的想法是完全不同，近代科学会认为，数学只能用于物理对象，不能用于心理对象。
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刚好相反，数学只能用于理智的对象，不能用于自然物。
这里的差异，可能来自于，古希腊认为，自然物是由目的论支配的（至少亚里士多德是这么认识的），而现代人则认为，世界是无目的，是纯粹的机械运作，所以它适用于数理建模。
而古代人认为，数学是一种理性活动，所以它与人类灵魂相关。
而现代人完成了认识论逆转，他会意识到，认识主体在逻辑上是先在的，数学是不能用来度量我们的认识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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